夜晚，我对着躺在我面前的日记本倾吐心事，这不仅是我工作一天后唯一放松的时刻，也是我对生活仅有的寄望……
十六岁那年，我进入了军统，成为人们嘴里常说的特务。事实上，我只是受到组织照顾，被开了后门的“功将遗孤”。
我外公是力行社特务处较为早期的外勤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不得已从一线退了下来。而后因为身体情况持续恶化，卸去了在军统的职务，回家疗养。虽然作为元老级人物，他却因为仕途坎坷，远不如我母亲在军统的声威浩大。
可以说，母亲是继承了外公的衣钵。她曾经在早期的特训班里接受训练，各项课程一直成绩突出，年纪轻轻便成为军事情报处的得力干将。在牺牲之前，已是军事情报科的科长后备。
她把全副身心都献给了党国，于家庭来说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她将我和外公留在市郊的一个大宅子里，自己经常夜不归宿地工作。外公有腿疾，整天坐在轮椅上，对我很疼爱，我们爷孙俩就在大宅子里相依为命。
某些周末，家里会来许多客人，那些都是母亲的同事。他们聚在一起表面上是开派对玩乐，实际上是暗地交流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情报。
每当这时，外公都让我呆在自己的卧室里，他陪着我看书或是聊天，偶尔也下下棋，做点小游戏。楼下场面再热烈，跟我们爷孙俩都没有关系，仿佛我们有我们的世界。
外公坚决反对我继承母亲的事业，因此我的童年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也没有进入所谓的特训班。但我有一个致命的天赋，就是如盲人般敏锐的听力和触觉，也正因为如此，热衷于为党国效力的母亲才一直对我不能进入特训班而耿耿于怀。
我常听见他们的争吵，最凶的一次，外公摔了家里的一个古董花瓶，气得满脸通红，指着母亲的鼻子痛骂。这个举动成功地震慑了母亲，从此以后她便没有再提过让我进军统的事情。
母亲牺牲后，我尚在热孝之中，军统派人到家里来，和外公进行了一次深谈。他们走后，外公的情绪明显差了很多，他把我搂在怀里，慢慢抚摸着我的头发，嘴里发出轻微的叹息声。
沉思了良久，他很为难地开口，“他们说，在军事情报处，就是你妈妈生前所在的地方，给你安排了职位，希望你尽快就职。虽然你没有经过特殊训练，但他们可以先让你到特训班学习一段时间，相信你有了我们的遗传，一定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我无声地倚在外公的膝盖上，想想他和母亲的经历，对于在军统工作隐隐感到恐惧。在我片面的想法里，进了军统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外公抚摸着我的额头，慈爱而又无奈地说：“我当然不能看着你走你妈妈的老路，可是他们的态度坚决，我只能为你争取到在相对安全的秘书室任职。如果你实在不想去，我也可以拼着这副老资格，再帮你争取一下。”
外公会这样说，大概也知道希望渺茫，他从事情报工作多年，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
以我的身世，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母亲死了，不会开口，但外公还活着，不将我收编，军统很难安心。与其作为他们的心头大患，战战兢兢地生活，不如逆来顺受，以表示忠心来获取哪怕片刻的安宁。
“我没事。”我只说了这三个字。
外公担忧地望着我，我却只能故作轻松，对他报以笑容。
既然死不了，就得挣扎着活下去。
外公没再说什么，我的想法他早已了然于心，这何尝不是他的顾虑。他也知道，我只是一个活在十六岁少女外表之下早熟的孩子，孤儿的身份让我突然间明白了许多同龄人还不明白的道理。
没耽搁太久，军统的后勤人员就送来了特训班的入学通知。
由于我受到了特殊照顾，因此特训的内容比较潦草，只大致走个形式，算给我造个资历。教官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教会了我一些最基本的技能，他们还怕我学不会，又特意降低了难度。
就这样，我很快以“优异”的成绩从特训班毕业，正式到军统局本部报到。
接待我的是秘书室的张副主任秘书，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主要负责协理事务方面的工作，权限并不算很大。但主任秘书不在的情况下，秘书室就成了他的天下。
他的态度很亲切，但我却知道，这里不会有毫无来由的亲切，便微笑着等待他把话挑明。
他先是问了些我外公的近况，然后又问了我的学业，最后才慢慢地把话题扯到了军统的工作上。
猝不及防地，他问道：“小蒋，你母亲临走前，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
我知道，正题来了。
他的亲切只是为了让我卸下心防，这大概是审问的一种手段，然后，再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很清楚他内心的潜台词是什么。
母亲的牺牲并不是偶发事件，在军统中，像母亲一般牺牲的大有人在，有些人可能今天还坐在你对面，跟你聊着天，明天就躺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永远地沉睡。
因此活着的人根本没有心情去关心死了的人是否可怜，也不关心被他们抛弃的亲人是否伤痛欲绝，他们想知道的只有这个人是否在死前也值得信任。
“家母走的匆忙，恐怕她自己都始料未及，更不可能给我留下什么话了。况且，我也不经常能见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