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3年12月10日，桂州府（今澳洲珀斯市），临江县（今澳洲费里曼特尔市）。
临江，位于桂州西南约二十公里处，桂河出海口（今澳洲珀斯天鹅河），建于17年前（1646年），是桂州的门户，同时也是重要港口。
在县城北侧的学堂里，靳杏春背着双手，踱着步，慢慢地巡视着整个学堂。经过一间间教室，里面不时传出孩童郎朗的读书声和先生们的讲解声，对于一个年过五旬的读书人而言，他觉得这个世上没有声音比这更为悦耳动听。
“z，s……”
“错了，错了！教了你几遍了，你怎么又读错了？读zh，sh，要把舌头卷起来！你说说，半个月了，你怎么就读不准呢？……回家没多加练习吗？……把手伸出来！”
走到学堂东侧一间教室，里面传出先生的吼声，紧接着，又传来打手板的声音，以及孩童隐隐的抽泣声。
靳杏春并没有进去干涉的意思，只是驻足在教室的窗前看了一会，随即摇摇头，苦笑着离开这间孩童启蒙班的教室。
自从二十多年前，当时的汉洲民政府推出汉语拼音后，又集宋应星、王徵、毕懋康等众多文人学者之力，编撰了一本《汉语大辞典》，齐国随即开展国内语言的标准化和统一性。
要知道，齐国几乎所有民众，皆为来自大明各地的移民，天南海北，都操着各自地方的所属方言。而齐国为了避免因宗族和地方势力的抱团，以减少行政管理的阻力，还特意将不同地域的移民混杂安置。
如此一来，就非常有必要进行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另外，统一的语言，也是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统一的国家最为核心的基础特征。
不同于现代的民族国家，古代的统治者并不追求语言的统一和标准化。毕竟古代既没有语言学，也没有收音机，语言统一这个想法显然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范围，也没有技术上的可行性。
对于古代的统治者来说，只要精英阶层能够使用共同的书面语，国家就足以运转了。但是，古代统治者经常遇到的头疼事，就是在朝堂上听不懂官员的方言。即使双方努力说一种语言，有时也会遇到困难。
所以中国的王朝历来强调“雅言”，也就是古代的“普通话”，要求重要官员必须掌握。然而就算是这样，历代王朝的皇帝们也经常得靠翻译才能和官员顺畅交流。后世，清末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和广东人康有为几乎无法当面交流。
在公元4世纪初，为了逃避北方的战乱，晋室王族和一群士族成员逃亡到了长江以南，建立了东晋王朝。这时，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凄凉地发现，自己被大量语言不通的臣民包围着，一切都如此陌生。如《魏书》所载，东晋控制的南方充斥着巴、蜀、蛮、獠、楚、越等民族，“鸟声禽呼，言语不通，猴蛇鱼鳖，嗜欲皆异”。中原对南方的开发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对百越的征服也有近五百个年头了。然而直到此时，汉语在各路“蛮夷”语言当中仍然如同一串串孤岛。
至于朝鲜、越南，虽然当地人使用了上千年的汉文，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接受汉语。当地绝大多数文字记载也都用汉文写成，但是两地的普通民众是不会汉语的。使用汉文的知识阶层也往往只会读写，不能用口语交流，这种文字与口语分离的现象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对齐国这种全都是外来移民的新生国家而言，语言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更何况，齐国一直都在试图在汉洲打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的现代国家。语言，自然也获得了空前的重视，迅速跻身成为民族的核心象征之一。
那些来自大明的众多移民，在最初的三年服务期内，大部分人都会集中于各地府县所建立的屯殖地，进行统一管理，统一生活，统一耕作。在这期间，移民部和文教部的官员、书吏们会尽量教授他们标准化语言。虽然不指望能尽数纠正他们的语言和习惯，但多少能规范他们的语言交流方式，为以后适应新的生活，奠定一定的基础。
而那些来自大明的孩童和少年，以及在汉洲本土、海外领地出身的第二代，这才是齐国着力培养和塑造的“新国民”，他们不仅对齐国拥有更强的归属感，而且在经过三到六年的基础教育后，会逐渐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最终成为齐国未来的中坚力量。
傍晚时分，一群欢快的孩童离开学堂，彼此打闹着，嬉笑着，朝城中各自家中奔去。在途径广场时，却见众多居民驻足在那里，正在神情肃然地仰头目视每日例行的降旗仪式。孩童们立即停止了嬉闹，按照学堂里教导的行为准则，纷纷也肃立在现场，行注目礼。
升降国旗，十余年前便已在齐国各地府县政府机关形成惯例，并由各地驻守的宪兵、陆军官兵，或者武装警察、乡兵举行一定的升降旗仪式，以此来加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以及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至于升国旗时所奏国歌，赫然就是剽窃后世的某义勇进行曲，只不过，一时间没有符合这个时代的填词，便只有乐曲。
广场上举行的降旗仪式，因为没有奏国歌，所以没有升旗时的那种庄严肃穆的氛围，显得有些安静。不过，由十数名武装警察组成的仪仗队，不论是步伐，还是气势，还是让在场观看的民众感到一丝震撼，也让所有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