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北京这个绿洲，也难免那弥漫于全中国的战斗气氛的侵袭；日本征服的威胁，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愤怒的青年中间，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议。
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我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动身，准备先乘坐火车抵达西安，然后从那里想办法去北边那个被当局封锁的地方。
在火车上，我和同车厢的旅伴进行了一番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抵达郑州后，我又换成陇海线的车，这次我又遇到了几位很特别的旅伴。
这几名旅伴看起来像是三口之家，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和一位五十来岁的老者，这对夫妇嘴里偶尔吐出的单词让我觉得格外亲切，这不仅仅因为他们说的是英语，更因为这些英语单词中带着的美式口音。
于是我连忙询问，他们是不是曾经在美国留学过？结果更让我感到意外，这名优雅的女士竟然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算是一名美国人，想要进入霍普金斯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一位中国女士。
我原本不相信，可从这位女士的话里听到的霍普金斯大学，和我在密苏里大学就读时、利用假期去霍普金斯大学参观时看到的完全一样，而且她还轻松诊断出了我的几种老毛病，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这些都在证明她是一位医学天才。
她的丈夫同样就读于美国的医学院，而那名老者则是女士的父亲，是我的目的地西安最大的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和校长。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在我报出自己的名字时，这位老者似乎流露出一丝惊讶，这让我很好奇，我并不觉得我的名声在此之前就曾经传到过他的耳朵里，而且一个小小的记者也不足以让这位尊贵的学者惊讶。
于是我向他询问起了西安的情况，他自豪于西安悠久的历史，这里曾经是十三个王朝的首都，并感慨于西安如今的沉沦，如今的西安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相比，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火车进入渭河平原的时候，我看见铁路两边肥沃的土地里，种着许多长着大脑袋的花朵。
这位让人尊敬的校长很是愤慨，说这些东西让陕西出现了粮食短缺，很多老百姓都因为这个原因饿死。
等火车快进入西安城的时候，这些花朵明显少了些；我好奇地询问，是不是因为杨将军管理更为严格，所以他们不敢种？
校长先生点点头，有这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这里的老百姓有更适合他们的产业，能够赚到足够的金钱来抵御这种诱惑。
看到农田里那些白色的棉花我明白了，我在北京的商店里，就经常看到来自陕西的棉布，这种棉布在中国很有名气。
然后我看到了生产棉布的工厂，这家工厂让我想起了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看到的景象，那里同样有很多棉花田，同样有巨大的工厂。
我称赞这座工厂为当地经济做出的贡献，校长先生则表示了感谢，并矜持地说这家工厂其实是他的产业，并欢迎我过去参观。
我答应下来，在见过了张元帅和杨将军之后，我北京朋友介绍的联系人王牧师告诉我，还要过几天才能去北边，于是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见见那位白校长。
到了学校，这位校长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据说这是他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习惯，不管他的职位、资产有多大变化，他依旧会亲自给学生上课。
下课之后，一起去他家里用餐，像许多成功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有一个大家庭，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经结婚，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孩子。
不过他并不像其他成功的中国人那样，喜欢在儿孙的簇拥下在大桌子吃饭；当我问起原因的时候他告诉我，这种习惯太浪费时间了，他和他的孩子都很忙，完全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上。
当然，遇到重要的节日，他还是会把家里的孩子都叫过来，一起庆祝，有时候甚至还会专程返回城外的乡村老家。
吃过饭，我们一起去工厂参观，进去后我发现这里的工人比我在上海、北京工厂里看到的健康、精神多了，机器也很新、
他告诉我，这是因为那些工厂给的工钱太低、劳动强度又太大，在他这里不存在这种现象，工人们有较高的收入，劳动强度也控制在不影响他们健康的程度，甚至每个月还有四天假期，可以让他们休息。
这些做法让我想起了北边的那些人，难道他也是其中之一？我在私下询问，他否认了我的猜测。
我有些不太相信，于是问起了他对北边那些人的看法，以及他如何看待北边和当局政府的纠纷，他觉得谁才是更适合这片土地的管理者？
他没有正面回答，反而说起了自己理想中的政府，这个政府应该代表更多老百姓的利益，应该积极推进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