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奋力睁开眼，扭头看到余昔正站在床边沉着脸盯着我，脸上冷若冰霜，看起来很不高兴。虽然我和余昔是校友，但关系还没发展到那么亲密的份上，分别时间又长达十年，如今的关系到底处于哪一步还真不好判断。
我从床上爬起来，有点尴尬地说：“不好意思，这张床太舒服了，我差点睡着了。”
余昔突然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嘻嘻地说：“瞧把你给吓的，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余昔一笑，太阳又重新升起，说明她并不是真的责怪，警报解除。我也笑了笑，说：“你位高权重，别老是吓唬我，我位卑职微，胆小。”
余昔笑着说：“跟你开玩笑的，别紧张。我这里还要来人问话，你留在这里不方便。昨晚你一晚上没休息，我在楼下给你开了间房，你先去睡一会吧。”
我实在很想多和余昔待一会，想了想觉得确实不太方便。我是被调查对象，她和我关系显得过于密切容易给人留下把柄。
我说：“不用麻烦了，我留在这里确实不方便，还是自己找地方去休息。师姐，你来一趟滨河不容易，找个方便的时间我请你吃顿饭吧。”
余昔想了想说：“估计会很难，你也知道，这次来我们是做调查的，和你走得近了容易被人误解，还是等你来北京时我请你吧。”
我摇着头苦笑了一声，无奈地说：“那得等到啥时候啊，我都不知道这一关过得去过不去呢。”
余昔眨了眨眼睛，说：“怎么，你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吗？”
我苦笑着说：“那倒不是，十年才见了你一面，你一竿子又给我支到北京去了。我是感叹时光匆匆，时不待我嘛。”
余昔笑着说：“放心，会有机会的。唐亮，我发现这么多年其实你的变化并不大，这次我重新见到你，你好像还和学生时代一个德性。”
我说：“人嘛，其实骨子里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一个人想变好很难，一个人想变坏其实也很难。如果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刺激，人的本质是不大可能改变的。”
余昔竖起大拇指说：“嗯，精辟！好了，你先走吧，我这里马上要来人了，有时间我们再联系。”
我伸出手，盯着余昔说：“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啊，要不我怎么联系你。”
余昔说了一串手机号码，我一边记，一边用手机把号码存了起来。
余昔突然提醒道；“你不要用你的手机给我打电话，我怀疑你的手机有可能已经被监听。如果要找我，你最好换个号码打给我。”
经过余昔这么一提醒，我禁不住后背冒出一阵冷汗。对手为了对付我们，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然而这一点我却完全忽视了。
从飞天大酒店出来，我在附近的公用电话亭给老爷子打了一个电话，老爷子听完我的汇报，说：“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要跟你谈。”
因为是周末，省政府除了一些加班留守人员外基本没什么人，政府大院和办公楼里都显得异常安静。但对老爷子这样的人来说，脑子里是没有周末的概念的。
来到老爷子的办公室门口，门是虚掩着的。我敲了敲门，听到一声“请进”走了进去。老爷子正在看一份文件，抬头看到我进门，从头到脚认真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说：“坐下吧。”
我坐在沙发上，在兜里翻找半天，烟和火都没带，这才想起来，我已经断烟一天了。我抬头看了看老爷子，发现他仍然在认真地审阅着手头的文件，手边的烟灰缸里燃着一支烟，烟雾袅袅地瞟向空中。
在烟雾缭绕中我认真打量着老爷子，发现他的神情依然向以往那样从容淡定，表面上看不出一丝的不安和困惑。我心里忍不住对他有点心生羡慕，这种定力真是在生活和官场多年来修炼出来的。他似乎能够在任何不利或者有力的情况下保持声色不动，从脸上很难看出他内心的真实情感，真可以算得上是处惊不乱。
老爷子在文件上签了字，然后抬起眼皮，发现我在观察他，淡淡地说：“桌子上有烟，要抽烟自己拿。”
我走过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吸了一口，说：“你叫我来，自己怎么不说话。”
老爷子站起身，端着茶杯走到沙发上坐下来，说：“昨晚有没有受伤？看你的样子精神不是很好，一会去办事处休息一下吧，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
我在老爷子对面坐下来，故作轻松地说：“擦破点皮，不碍事。只是我很奇怪，你儿子都快被人搞死了，你怎么还能坐得住。”
老爷子反问道：“你被搞死了吗？”
我苦笑了一声，说：“虽然没死，可也快被搞残废了。等我真被搞死了，你到哪买后悔药去。”
老爷子说：“如果你这么容易就被人打垮了，那你就不是我杨天成的儿子。人这一辈子谁没个磕磕碰碰的，不要随便娇惯自己。以前你过得太安逸了，现在也该吃点苦头。”
我苦笑着说：“好吧，我受罪我活该。我说老爷子，你别老是坐在这里看文件，倒是快想个办法啊。这么下去总不是个事，说不定连我的手机都已经被监听了，这些人越来越有恃无恐了。”
老爷子淡淡地说：“这事先放放，你说说，你和中纪委的余主任谈得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这个余主任人不错，挺亲切的，我把大概的情况都跟她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