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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回国，本来，李经方已经为康有为在京城安排了一处豪宅居住，康有为发了一封电报，说原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入京都住贤良寺，我回京也想住那，李经方毫不犹豫地为康有为更换了住所，安排住进了贤良寺的厢房。
北京的贤良寺，最早在明朝时是“十王府”，所以临近紫禁城。满清入关后，成了康熙十三子允祥，也就是怡亲王的王府，允祥信佛，雍正八年允祥死后，尊其遗愿舍宅改建为寺，允祥死后谥曰贤，雍正皇帝钦赐寺名，依其谥号取名“贤良寺”。
此寺有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居士寮房等，康有为就住在西厢的居士寮房中。
康有为回到北京时已深秋，天气骤变冷，北风萧瑟，满地鹅黄色的银杏落叶在寺院的地面翻滚，但因为贤良寺是外省朝廷重臣进京朝见的住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炙手可热的人物进京都寄住于此，康有为的心情此时大好，大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之感。
康有为一回来，李经方就主动登门拜访。康有位跟他讲起旅居日本的见闻，说日本有两点特别值得中国学习，比如，日本的首相只对那些能增强民族力量的东西感兴趣，比如把神道教定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和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每次开国会，天皇都会配着剑，坐在国会最右边的华盖下面旁听，“议员们谁敢不听话，就以天子剑诛杀之！”讲到这，康有位还做了一个拔剑刺杀的动作，把天皇的权威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最后一句，其实是康有为杜撰的。但李经方听得很受用。李经方也在日本呆过两年，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使日期间，李经方与日本朝野关系十分密切，他也就是在日本期间听说了康有为。
康有位这时发表了自己的高见：“中国可以把孔教定位国教，大总统可以先祭孔，然后再择吉日登基称帝，再制定宪法，国之兴亡。在此一举！”
李经方道：“现在共和已经写进共和国宪法，人人知之，此时恢复帝制。天下人能同意乎？”
“中华文化。几千年不绝，大抵天下人还是习惯于皇帝，而不知道总统为何物！”康有为满怀信心地掏出一本厚厚的《日本政治考》，递给李经方：“有劳公子将此书递交令堂总统。这是康某在日本期间，遍访日本写下的考察记，句句肺腑真言。针砭时弊。”
康有为的文章确实写得妙笔生花，洋洋洒洒二十几万字，李鸿章看了此书，里面既有实例，也有思考。李鸿章觉得这时的康有为比鼓吹变法时要务实得多了，他对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也颇为心动。觉得这种制度恰好既民主又集权，很好地克服了共和制的种种弊端，不过康有为毕竟变法失败，害得光绪皇帝成了阶下之囚，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能力还是表示怀疑，于是邀请自己多年老朋友，《强国报》的主笔、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来到北京给自己当顾问，详细询问“君主立宪”制度。
李提摩太给李鸿章详细介绍了什么是君主立宪，“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起源于英国，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通过议会的立宪和立法，树立人民主权，通过君主的权威，来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人民在法律的范围内生活，保障社会秩序。”
李鸿章问：“现在泰西有多少国家是君主立宪？”
李提摩太说：“现在泰西所有剩余的君主都是立宪的君主，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西班牙等国，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李鸿章说：“先生觉得中国采用君主立宪制度如何？”
李提摩太说：“日本承的是汉唐文化，君主立宪在日本能成功，我个人觉得在中国也能成功。”
听李提摩太这么一说，李鸿章坚定了把中国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决心，他让李经方试探了一下淮军高级将领的态度，像刘铭传、丁汝昌等跟随他多年的大将，他们都巴不得李鸿章当皇帝，给他们封妻荫子，他们都支持李鸿章实行君主立宪，刘铭传更是拍着胸脯道：“我当初就劝他称帝了，谁要是敢反对，我刘六麻子负责剿灭他！”
李鸿章还电报给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他们这些帝国老臣经过这两个共和制的混乱，也纷纷表态支持李鸿章君主立宪，李鸿章作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满洲国不同意，他就出兵收复满洲。
这时，李鸿章觉得，只要再争取一个人的支持，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尝试在中国君主立宪了，这个人就是手握十万新军的宋骁飞，于是，李鸿章让李经方去天津小站找宋骁飞转达自己的意思。
那天腊八节，宋骁飞没有在练兵场，而是回家照顾于小婉了。中午，于小婉的肚子很争气，给宋骁飞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生下来就七斤重，宋骁飞很高兴，他也终于当爹了，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这些年来他东奔西走，很少跟家人在一起。
此刻，宋骁飞抱着哭哭啼啼的小宝宝，慈祥的眼神盯着儿子白花花的肉屁股，一种安稳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宋骁飞的正室夫人秋伊，还有两个从朝鲜带回来的小妾金贤珠、李敏贞都站在他的身边，望着这个新诞生的小生命，满脸的笑容。
秋伊这夫人还略带吃醋的语气，对于小婉说：“妹妹就是有福之人，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