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九月，欧洲的战火已经点燃，德国悍然进攻波兰，与苏联联手瓜分了这个古老的东欧国度，英法仓促之下对德宣战，联军却隐藏在马奇诺防线之后，开始了奇异的“静坐战争”。
此时的上海，虽然还是酷热难当，但早晚已经有了一丝凉意。最近一段时间，军统在上海忽然活跃起来，频频展开行动，锄掉了一大批投靠日伪的汉奸和投机者，而日本人和七十六号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开始大规模的清剿和反击，上海陷入到新一轮的腥风血雨中。
一切的导火索都源于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汪伪政府成立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在获得日本人的首肯后，组建成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发行中储券，以期取代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的流通。计划以该银行为中心，建立沦陷区内全新的金融体系，为此，专门在上海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试图以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为基点，全面推行中储券。
但此举遭到了上海银行、钱业两大公会的一致反对，坚决拒绝与为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发生业务，全市大小企业、商户也都拒绝使用中储券。为此，汪伪政府命令要求坚守在上海的隶属于重庆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几天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相继撤至法租界霞飞路，而中央银行则拒绝撤离。
重庆方面深知四家银行在上海苦苦支撑，与国家整个金融计划关系息息相关，他们一旦从上海撤退，不仅法币、外汇市场将发生剧烈变化，还会立即破坏后方的金融经济的安定，而东南数省的经济主动权也将被日伪唾手攫取。因此重庆命令战时最高金融经济管制机构——四联总处，要求四家银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同时指示戴笠命令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人员对伪中央储备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力图阻止日伪的经济扩张和中储券的发行。
上海陈宫途接到命令以后，立刻安排人手开始执行任务。几天中，汪伪调查处主任李明达、伪中央储备银行理事会成员楼侗、富荣炳接连被刺身亡，就连上海分行也被手榴弹袭击。在此情况下，七十六号展开了疯狂报复，农民银行职工宿舍被袭击，九人被杀，仅三人幸免于难。
但四大银行顶住压力，仍坚持照常开门营业。
汪伪政府见不起作用，遂变本加厉。短短一天时间，中央银行法租界亚尔培路分行被炸，死亡七人，伤二十人；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也被炸，死亡三人，伤二十六人，还有六人重伤；农民银行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六人，伤六十余人，其中多人未及医治，相继毙命。中央银行因两处办公地点被炸，无法营业，只好暂停。交通银行公共租界南京路分行被炸，伤亡数字不详。
重庆方面通过外交部向英美法三国寻求支持，请求他们立即予以关注，并设法解救被关押员工，但三国均表示无能为力，只能在道义上给予声援。
四大银行进退维谷，虽然身处租界之中，但英美法三国的表态彻底将他们推到了悬崖边上，重庆政府只顾和七十六号斗个你死我活，根本未曾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四大银行人人自危，职员纷纷辞职，不愿意再上班遭受无妄之灾。杜月笙和万墨林受四大银行的委托，开始在其中调停，但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银行的副理顾树育通过寓公的关系找到了林笑棠。
之前，林笑棠也一直在关注这场震动全国的“银行大血战”。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英美法三国为了顾全本国的利益，对纳粹德国采取了不闻不问、任其发展的绥靖政策，企图将德国的战争机器引向新崛起的苏联，但苏德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则给了英美法一记重重的耳光。亚洲的日本是德国人的盟友，他们的扩张早于德国人，而英美法在亚洲则沿用了绥靖政策，对于日本的咄咄逼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次银行血战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证明，四大银行现在已经不能指望重庆方面和英美法三国的援助和调停了，顾树育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费尽周折找到了林笑棠。
林笑棠听完顾树育的请求，没有发表意见，自顾自的抽着香烟，此次银行血战，对于他来说影响不大，隆盛的资金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英资银行进行周转，目前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接下来，董氏家族的南洋发展银行也将进军上海，林笑棠将会把绝大部分的资金交给董嘉诚来管理，这也是和寓公、董镇南商议之后决定的。
“恕我直言！”林笑棠掐灭了烟头，对坐在对面的顾树育说：“贵行再坚持在租界内营业已经不现实了，最好考虑一下退路！”
顾树育苦笑，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形势比人强，日本人的魔爪已经伸进了租界，这里不再是以前的安全地带了，但重庆方面和四联总会都下了死命令，在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之前，他是无论如何没有胆量提前撤退的。
林笑棠看出他的为难，“我也明白顾先生的难处，这样，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只能保障顾先生的农业银行可以在这段时期内将损失降低到最小。但是，我希望顾先生能严守秘密，绝对不要对外透露。你也知道，得罪了七十六号，那麻烦可是不会小。这次出手，我纯粹是看了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