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察举制起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即察举制,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两汉的察举,主要是以“德、才”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以孝廉为重要考察科目,所以人们也常说“举孝廉”。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随着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望族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局面。
相比与先秦时期的世袭罔替制，汉代的察举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人才选拨机制，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察举制的落后性便一步步地显现出来，孝廉也好，茂才也罢，几乎完全被士家豪族所垄断，在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寒门庶族的人才几乎无出人头地的机会，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刘泽所要推行的，就是后世隋唐所采用的另一种人才选拨办法——科举制。科举制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不论出身高低贵贱，均可参加考试，唯才是举，择优录用，最大限度地选拨出人才来，避免了只看出身，营私舞弊的现象。
“废察举兴科举，主公此举大悖常理。有违朝庭法度，只怕会遭致士家门阀的一致反对，请主公三思。”察举制是士家垄断仕途经济的强力手段，也是士家豪族的特权所在，陈登就是孝廉出身，不光是他，在坐的除了徐庶之外，贾诩和刘泽也都是举过孝廉的，也就是说都是察举制度的受益者，陈登不知刘泽为何要废旧立新。
刘泽淡然一笑道：“元龙多虑了。我之兴科举。也并未废孝廉，每年各郡国还是依然可以按朝庭旧制察举孝廉，只是深感于当下人才匮乏，增加一个招贤纳士的机会而已。科举分为两科。文武各设一科。为了保证尽可能的多征辟到人才。才有考试者不分高低贵贱之分，唯才而用。现在吏治松驰，贪腐成风。已经到了不可不整肃的时候。科举选拨人才，目的就是选用贤明之士，沙汰一批鱼目混珠之辈，并非是要排斥士族。科举考得是真才实学，若有真实才干之人，何惧无用武之地？士族豪门子弟学习条件优于寒门百倍，寒门之中虽有识字者，也不过廖廖数人而已，这科举制度说穿了，也还是为士家豪门而服务的，只不过本公要的只是人才而不是庸才，南郭先生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
徐庶是典型的寒门出身，显然对刘泽的科举制极为赞成。“主公所言极是，方今天下纷攘，主公若无贤才相佐，又岂可争雄于天下，不论士族寒门，只要有真才实学，一律量才而用，方为正道。”
刘泽点头道：“此番开科取士，计划录用的人数众多，相比于每年郡国只能有一两个孝廉的名额看得士子们望眼欲穿而言，可以说是机会多多。当然，此次科考报名采用自愿原则，决无强迫之意，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想等明年察举孝廉也悉听尊便。元直，此次科考，就由你来担任科考主事，负责考场内外诸事，至于文科阅卷的主考官，我想请蔡公、卢公、郑公三位当世大儒来担任，武科由我亲自来主考。”
郑公就是郑玄郑康成，曾与卢植共师马融，桓帝时做过尚书，后来托病辞官，一直就居住在徐州。卢植在涿郡开私塾，郑玄亦在，刘泽曾师事之，刘泽继任为徐州牧之后，亦是数度造庐请教，礼敬甚厚。有蔡邕、卢植、郑玄三位大儒来做主考官，这科举不想隆重都难。
陈登见刘泽主意已定，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随后，刘泽命人将赵昱传了上来。
赵昱被免除了广陵太守的职务，一路跟随着刘泽回到郯城，他一直等着刘泽对他的判罚，但这一路行来，刘泽非但没有把他当囚犯看，还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他，更没有给他镣铐加身，让赵昱倍感奇怪。此时闻听刘泽召唤，知道该是刘泽处罚他的时候了，进来之后就跪伏在地，等候刘泽的判决。
刘泽笑了笑，道：“元达无须行此大礼，来人，赐坐。”
一旁的亲卫给赵昱搬过一把椅子来，赵昱感到莫名其妙，不过看刘泽贾诩诸人都在椅子上安坐，于是他也就战战兢兢地坐下了。
刘泽道：“此次带元达回郯城，便是有一个非你不可的位子等你来坐。三项法令俱已公布，州牧府之下尚缺一主理刑民两部法典之官，本公特新设大司刑一职，位在狱曹从事之上，主管司法刑狱。我知元达清廉公正刚直不阿，特将任以大司刑一职。”
汉代基本上是政法合一，县令太守即是当地官署的行政长官，又都担任法官一职，刘泽的两部法典明确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将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除了在州一级建制上设立大司刑一职，郡县两级亦设立郡司刑和县司刑，分署办公，各级司刑垂直领导，不受当地长官辖制，县令太守也不再拥有司法审判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独立公正。
赵昱明白了刘泽所说的大司刑的职责范围，惶恐地道：“下官误交歹人，致使广陵惨遭兵祸，罪莫大焉，以昱之戴之身，刘使君委以司法之重责，何当以服众，请刘使君另选贤良，昱愧不敢受。”
刘泽微笑道：“广陵之事，元达乃无心之过，就算有罪，我已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