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兰听了心里不是个滋味，又不知怎样回答好。她有过感触，这就是她丈夫梅满患重病治病花费了不少钱，至今她还背着债务。
现在她自己身临其境，感触更深，又不好回答病友们说得话，还是装聋作哑。她甚至后悔，后悔看病时没跟医生明说，自己是法院院长，属于副县级领导干部。因为县里有规定，凡是县里担任过副县级以上实职的领导干部，有专门的病房并配有专门的护士。当时她也没在意自己的病，认为吃点药打两针就好了，不想一入大众病房有点吵。既然来时没暴露自己的身份，那就干脆不对这些医护人员说。吵就吵吧，还可以听听群众之音，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咳嗽似乎也传染，旁边的病友跟着咳了起来，冠兰也接了过来，而且一发动就没有完，冠兰咳得头冒金星，眼泪水都出来了，手上的针头也差点拽出来。她还有一个习惯，每一口痰咳出来时，还要用卫生纸擦擦，看看有什么颜色，其实她要看的是有没有血。不好，痰里有血丝，恐慌，会不会有病变？癌？她不敢对病友说。也许，是炎症咳出来的血？她自己安慰自己。
手机响了，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令冠兰火速赶到县政府大门口，与李副县长他们一起劝散在那里集体上访的人员。
冠兰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医院打针，怕领导说他紧急关头，以病为名溜边，不敢作为。再说自己目前仅是咳嗽，咳出一点血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吃吃药，打打针，不就得了，还有自己刚到水清县当选法院院长不久，给县领导留下个好印象非常重要。请护士拔针，护士不解：“啊，不打了，这才打3瓶，还有3瓶，什么事，这么着急？”“有事，急事。”冠兰没有说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