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如果革命党人不同意君主立宪，那么袁世凯就无法把持中枢权力，无法号令天下；另一方面，清廷恼怒北洋军哗变，绝不会再信任袁世凯，嘴上不说，可心里却将他视为“篡臣”，如此一来，袁世凯就成了风箱里的耗子，谁也不待见。
在杨度看来，同盟会、光复会都不值一提，如果不是赵北的“震电”，他们也不会跟着起哄反对君宪，只要说服了共和军，说服了赵北，这君宪国体就十拿九稳。
赵北反对君宪的信心十足，仗得是什么？仗得就是麾下那十几万人马，仗得就是那几万杆步枪，这就是他的信心来源。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杨度还是决定去会一会这个丘八头子，用三寸不烂之舌扳一扳这历史大势。
杨度一向自视甚高，只是仕途不顺，若非袁世凯赏识，他也自忖不大可能成为“宪政奇才”，所以，从入幕袁府那一天起，他就将自己当成了袁世凯的“死士”，甘为袁氏前驱，如今袁世凯遭遇这种南边不疼北边不爱的尴尬局面，杨度自问自己有责任为“主公”排忧解难。
当然，这只是这个书生的一己之见，至于袁世凯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不知道，也没去问，这次到武昌来，是杨度自己的主意，没有请示袁世凯。
谦逊完毕，杨度向赵北淡淡一笑，稽首道：“在下正是杨度。实不相瞒，鄙人来此是为袁项城当说客的。”
“袁项城让你来的？”赵北拿着马鞭，轻轻打了打手心，开始猜测袁世凯的动机。
根据“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袁世凯在革命爆发之后一直采取的是“平衡战略”，左右逢源，既不立即消灭革命军，也不立即取代清廷，对清廷他表现的是“忠”，对革命派他表现的是“义”，在两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小心翼翼的维持着力量的平衡，哪一方都不过分削弱，哪一方都不过分得罪，使他们鹬蚌相争，自己渔人得利，当双方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时，再由他出面收拾局面，两边各给一点好处，而自己则趁机将最大的好处拿到手，正是利用这种办法，他才得以攫取革命果实，篡夺了大权。
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袁世凯已经成了旗人眼里的“篡臣”，清廷不会再信任他，“忠”不起来了；而他又不是革命党人，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响应“共和”，虽然发动“兵谏”，但主张的却是“君宪”，与革命军自革命以来一直主张的共和背道而驰，因此也不为革命党人所尊，这“义”字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两头讨好的办法就行不通了，袁世凯采取得是借刀杀人的办法，即借南方革命党的力量恐吓清廷，同时用“君宪”做筹码，与革命派讨价还价，表面看来与辛亥革命时采取的手段一样，但出发点却不一样。
目的还是那个目的，枭雄还是那个枭雄，只是遭遇的局面却完全不同了。
这，恐怕就是袁世凯没有第一时间响应“共和”的原因，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还在做着驱虎吞狼的梦，只是可惜，这一次他遇到的却是一个穿越者。
赵北在揣测袁世凯的用意，却听杨度说道：“鄙人来此，项城并不知情，是我自做主张，听说舜卿先生要来武昌，便跟着一起来了。冒昧之处，还望总司令海涵。”
赵北微感诧异，但仔细琢磨，就释然了。按照历史记载，杨度这个人一向以“国士”自居，思想又深受所谓的“帝王之学”左右，有这种自做主张的行为倒也不算什么怪异举动。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谋士”，说到底，这是一种政治投机，成了就是“未雨绸缪”，会被主子赏识。
不过考虑到杨度在历史上曾经不断的转换自己的治国理想，或许，此次武汉之行他不是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