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中想要制定一部军法，从规章制度上规范前营士兵的行为举止和作战奖惩，但这个时代已经有了通行的军法，即十七禁五十四斩，目前卢龙军实行的就是十七禁五十四斩。擅自更定军法是一种大罪，所以李诚中是不能碰这条红线的。思来想去，他决定制定一部前营士兵通行条令，刻意规避开“军法”这一概念，以偷梁换柱的方式在军中实行新的军法。
之所以不愿沿用十七禁五十四斩，是因为李诚中认为这种军法完全不合实际。这部军法包括悖军、慢军、懈军、构军、轻军、欺军、淫军、谤军、奸军、盗军、探军、背军、狠军、乱军、诈军、弊军、误军等十七条禁律，并对禁律所包含的闻鼓不进、呼名不应、夜传刁斗、多出怨言、扬声笑语、旗帜凋弊、谣言诡语等五十四种行为执行“犯者斩之”的处罚行为。
李诚中在冯道的协助下仔细研究了一番这部军法律令，觉得实在是难以执行下去。
首先，军法中所规定的事项混淆不清，有些十分笼统、有些又十分详细，有的过于慨括，有的又失于末节，遗失错漏之处甚多，无法有效的对士兵行为进行完整的约束。
其次，军法规定的很多事项都描述模糊，不利于具体操作，换言之，实施的弹性太大，最后的结果就是士兵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军法，是很难判定的。同样的行为，既可以理解为犯了禁律，又可以理解为正常举止，完全由主将说了算。
最关键的是，这部军法通篇只有一个惩处方式，就是“斩”！如果按照这部军法来严格执行，那估计过不了多久，前营所有士兵都会被“斩”个精光。
所以，虽然卢龙军一直宣称以这部军法为准绳，但真正执行的军伍几乎没有。各部其实是自行其是的，对于士兵的惩罚，完全由上官依照需要来判定。
自天宝以来，因为土地的大量兼并，导致无数农民丢失了自家的田地，府兵制也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基础，唐军由府兵制转为了募兵制。这种募兵制并非中央朝廷来组织实施，而是由各地藩镇自行募兵，因此，手中军力的多少，也就决定了藩镇将帅实力的高低。对于自家手下的士兵，将帅们纷纷采取厚络之策，不仅从物质和官衔上予以极优的待遇，而且在士兵触犯军法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导致十七禁五十四斩的近乎废弛。
就最近的例子而言，当日卢龙军南征魏博，大军攻破贝州后屠城，这种行为直接触犯了军法。在十七禁五十四斩中对此有明文规定：“所到之处，凌虐其民，逼淫妇女，此谓奸军，犯者斩之！”如果按此令行事，那么攻入贝州城的数千士卒便该全体斩首，这是绝对不可能执行的。因此当时刘仁恭也仅仅是发了一通火，最后该怎么奖赏照样怎么奖赏。他要是真按军法执行，那么他的节度使之位也早就被部下顶翻了。
李诚中想要的军法是那种可以实际操作，并且容易判定的军法。军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出属于违反禁令的具体行为，并且由此细化出具体的处罚办法，尽可能避免人为的主观判定。这部军法还要人性化，依照违法的程度来给予轻重不等的惩罚措施，避免因量刑过重而造成军心哗变。最后，这部军法还要尽可能完整，将士兵日常和战时所会遇到的问题尽量包容在里面，做到有法可依。
经过深思熟虑，结合后世对法律的认知，李诚中和冯道进行了多次彻夜长谈，最终决定制定一部士兵通行条令。通行条令要将后世的作训准则、军人内务条令、暂行军法条例等多种内容包含进去，以期尽量完整。
这部《士兵通行条令》是一套成体系的条令，包括《总则》、《士兵作训条令》、《士兵内务条令》、《暂行军纪条令》，尽量从方方面面把士兵生活、训练、作战中遇到的各种情况进行总结和归纳，然后一一明确是否当行，同时要逐一制定出相应的处罚办法。
《总则》是对士兵行为的原则性约束，在《士兵通行条令》中居于第一执行顺位，即所有发令都要遵照或者以不抵触《总则》为制定的基础，一旦出现抵触，便以《总则》为准。
《士兵作训条令》归纳士兵作战和训练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将之一一列举。《士兵内务条令》则关注士兵日常生活，对军容军仪、生活作风、上下级关系、与百姓关系等进行说明。这两部条令主要强调士兵应当做什么，并且如何去做，而《暂行军纪条令》则规定不应当做什么，一旦士兵做了不应当做的，会受到什么样的针对性处罚。实际上李诚中所谓的“军纪条令”就是军法条令，只是规避了“军法”这个字眼而已。
为了便于士兵理解，李诚中把《暂行军纪条令》的内容分为三类，即轻度违纪、中度违纪和严重违纪，并针对性的归纳出三种处罚方式。轻度违纪，即作训中未完成要求、生活上散漫无序，或者军容军仪不合规定等，处罚力度也较轻，通常为当众批评、警告、简单体罚等，其中又分别视情况分出三六九等。中度违纪，即执勤懈怠、军议迟到、破坏器物、作风不检、浪费奢靡、顶撞上官等等，处罚力度则加重，通常包括禁闭、军杖、扣饷、降职等。严重违纪，即作战不坚、违抗命令、**妇女、残杀同僚、抢功冒名、偷窃和私吞财物等，实施的惩处也比较严厉，包括免除官职、开除军籍、斩首乃至牵连家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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