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经的人才之论，通篇都没有关于儒臣的作用，张煌言感觉郑经的思想夹杂着法、墨之学，甚至还有杨朱之学。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思想，郑经的言论里，充满了实用主义，那就是什么好用就用什么，也不管百姓的思想是否会混乱。
若是按照这样的思想去治国，那天下百姓就会变得只知逐利，而忘记道义，天下百姓人人逐利，这天下岂不是变成了到处铜臭之地。
“世子！按照你这样的做法，天下人人逐利，道德沦丧，再想重塑道德可就难了啊！”
郑经对于儒家这种愚民的论调不屑一顾，反驳道：“管子曰：‘仓禀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老百姓只有生活好了才能知礼守礼。”
“老夫不反对管子的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却不是绝对的，那些为祸一方的纨绔子弟，哪一个不是锦衣玉食，这些仗着父荫的混账哪一个不是干着丧尽天良之事。”
“还有法律这个武器，只要法律健全，只要有人敢以身试法，那就别怪法律的无情打击，不管是谁触犯法律都是一视同仁。”
张煌言心中哀叹，果然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来了，若是法家真的好，秦也就不会二世而亡了。
“秦奋六世之余烈一天下，然却二世而亡，因此严刑峻法并不能给天下带来安定。”
“寡人与先生的观点恰恰相反，秦之亡非亡于严刑峻法，而是亡于有法不依。若是依法治国，赵高早已被斩杀，何来后来的赵高乱秦？
商鞅变法本就不彻底，王子犯法斩杀王子的老师，这是什么道理？谁的罪就是谁的罪，任何人犯了罪都不能获得豁免，这才是法的根本意义所在，法是最后的公平。”
“世子之言老夫不敢苟同，这天下我怎么可能有绝对公平的法，官与民斗本身就不公平，双方之间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
“先生这话在理，所以要给弱者提供申诉的通道，而不是如现在这般，民告官不管对错，先打板子。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法的本身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能以权威为依据。若是连法都不公平，更别提执法者会公平。”
“就算是底层的法保持了公平，就如秦那般，执法严苛公平，若是上层肆意破坏又如何？不管什么样的法都管不住秦王的破坏。”
郑经心说，最关键的东西终于来了，你张苍水不就是想说，若是皇帝不守法没有人管得了嘛。
“很简单，王在法下！规定王的权力范围，超过这个范围，王也不能改变。这一点上，大明朝有着很好的例子，国本案万历皇帝闹到最后，依然只能立泰昌为太子。
不要觉得皇帝的权力就是没有边界的，只不过是摆到桌面上，还是没有摆到桌面上的区别。人人都守规矩，人人都敬规矩，这规矩自然就形成了。”
张煌言头脑中如同刮了一阵旋风，一直以来没有想通的问题被郑经的一句‘王在法下’融会贯通了。
从前的误区总在皇帝言出法随，圣旨说一不二，即使知道圣旨也不是万能的，没有大臣的支持圣旨连皇宫都出不去，长久的惯性思维还是认为皇帝大如天。
“世子若是真的能够做到王在法下，一切遵循法度行事，老夫愿倾其一生辅佐世子。”
“那就请先生拭目以待，想要做到王在法下，首先要解决法由谁立，每个人权力边界该如何界定，比如说寡人自己定法，规定天下没有能够惩治寡人之法，寡人就可以行事百无禁忌，这显然是违背了王在法下的真谛。”
“世子是说，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立法部门，这个部门的没有任何权力，无论编纂出什么样的法典，执行的人都不是他们。
不过他们应该是不受干扰的，一旦编纂的法律通过，所有人就必须无条件执行。”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立法部门的人员要非常地广泛，必须包括各行各业，要照顾到各个行业所有人的实际需求。”
郑经提出的听取广泛的意见，照顾到各个群体的观念，张煌言非常的赞同。明清鼎革之际，正是华夏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这个时候任何的观点只要能够有一套能够自洽的理论，都不会显得怪异虚妄。
郑经的这些观点，对于明末的思想者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理论，无论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均天下，还是黄宗羲的限制君权，总结起来都有了一些民本思想。
若不是满清开历史的倒车，将华夏变成半奴隶制社会，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华夏很有可能已经与西方列强一样站在了世界的最顶端。
满清对华夏最大的贡献是奠定了华夏版图基础，使得华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满清最大的害处不是后来的异族入侵，使得华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是满清一以贯之的文字狱，让华夏的思想变得僵化，以至于后来民智开启之后，出现了一味地否定自己的历史的怪现象。
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长期奴化思想之后，自我不认同的思想彻底释放出来的产物。重塑民族认同，华夏思想，我们走了多少年。
到现在崇洋媚外者依然比比皆是，这些人都是一脉相承，从根子里都是对华夏文化持否定态度。可以说张煌言其实说的没错，长远来看思想问题要比物质问题更加的重要。
张煌言很清楚，一旦按照郑经的这个思路去进行立法，儒生再想一家独大已经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