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村级械斗事件，让庆忌深刻的认识到，光是是仁德礼义治国，根本行不通。
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以法治定国，不知现在可行否？
“少伯、长卿，寡人欲重刑罚，而让国人皆知法守法，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不知尔等以为，可否？”
庆忌再一次询问坐在对面的范蠡与孙武。
庆忌是穿越者，固有的观念跟这个时代的人都有所不同。
再加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遇到不解之事，询问范蠡和孙武这两个大才肯定是没错的。
“大王，这恐怕不妥。”
范蠡摇摇头道：“刑罚之事，本就残害过甚，人人皆畏惧，谈之色变。”
“若大王加重刑罚，或有一时之效，而无长久之计。”
“若再发生今日之事，大王当何以自处？难不成，要将所有犯事者，所有参与械斗之人全部缉拿，一一治罪？”
“不错。”
听到这话，范蠡顿时不澹定了。
“大王，法不责众矣！责罚数人，或无伤大雅。然将几百人全部治罪，恐人心不服，生出祸乱。”
范蠡口中所说的“法不责众”，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庆忌却不以为然。
后世的商鞅变法，变法之初，曾杀八百多个私斗的人，将整个渭水染成红色。
按照历史的记载，商鞅杀的八百多人里面，不仅仅有当年私斗成风的罪犯，而且还有一大批因为随意倒垃圾。
甚至是随地大小便的人物全部要拉出来，剁手剁脚甚至砍头！
可以说当年八百多人里面，有的人的确犯了法律该杀，有的人只是倒了个垃圾，结果也丢了一条命……
具体如何，庆忌不得而知。
但，庆忌也能理解商鞅的这一做法。
商鞅之所以这么干，关键来源于所谓的乱是必须要重法。
因为乱世重法典！
自此之后，秦人宁可断掉一只手，也绝对不敢在随意的与人打斗，最终只能靠法令解决。
最典型的，是韩信的“胯下之辱”！
韩信面对一个无赖要他钻胯下的时候，他并没有拔剑杀死无赖，而是老老实实的从无赖的胯下钻过。
由此可见一斑，秦国法令杀人者偿命的可怕性。
因此当年商鞅通过这一可怕的手段，让整个从骨子里面充满着混乱心里的秦国子民，从此都老老实实的在政治高压线之下生活。
他们由原先的混乱走向恐惧服从，渐渐的再通过一系列的利民利国的强国政策，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统一整体！
庆忌要在吴国变法，自然少不了要将商鞅变法作为参照，但也绝不能如法炮制。
“大王，臣以为可重刑罚。”
这时，坐在一侧的孙武躬身道：“上古之世，并无法令约束，然人人皆可洁身自好，如君子一般慎独。”
“此所谓君子慎独，不欺暗室，卑以自牧，含章可贞也！”
孙武又话锋一转，道：“然，自夏朝建立后，有禹刑，其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
“商朝又有汤刑，以常旧服，正法度。商朝之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
“至大周立国，延续夏商之刑制，而少有犯者。皆因大周有《周礼》，以礼为主，刑罚为辅，礼刑并用，而有无敢犯禁者！”
顿了顿，孙武又道：“然，平王东迁之后，礼崩乐坏，天下进入大争之世，人心浮躁，世风日下。”
“若无重法典，何以治国？”
“昔日郑国两度制法，晋国自晋文公之后，也曾四次制法，楚国文王、庄王之世，也曾制定刑法。”
“而郑、晋、楚三国随后都强大起来。由此可见，国家欲强盛，欲控民心，以法治国，以法治民，善哉！”
春秋时期，列国已经懂得注重法律的修订，所以纷纷立法。
这其中最典型的，当然是郑、楚、晋三国。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
当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这是古代华夏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周敬王十九年，郑国执政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竹刑，为郑国邓析所作。
他把法律条文写在竹简上，所以史称竹刑。
竹刑的出现，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则便于携带和流传。
而晋国自文公以后，曾四次制定法律。
第一次是晋文公称霸时期，作被庐之法。
第二次是赵盾(即赵宣子)为晋国执政时制定的《常法》。
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书。
第四次是范宣子所作并予以公布的刑书。
这是继郑国公布成文法之后，晋国开始正式公布成文法。
值得一提的是，晋国公布成文法曾受到孔子的批评。
楚国在春秋时曾两次制定法律。
第一次是楚文王时作《仆区法》。
仆区之法犹近世的窝藏法。
第二次是楚庄王时作《茆门法》。
依照《茆门法》规定，诸侯、大夫、公子入朝时，车不得进入宫门，以保障国君的安全。
总体而言，现在各个诸侯国的法典，都只是为保障国君与贵族们的权益，少有涉及到黎民百姓的。
“长卿、少伯，寡人以为，我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