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会怎样做我不知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不一生都是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去做的。
‘人行山路，花在暗处’，这是投机界的箴言。后来听了康子的话，我才相信的确是这样。”
“康子的话——是什么话呢？”
“康子说，当时东条宪司醉得相当厉害。大概是不借点酒气不愿意亲眼看到自已的妻子和别人胡搞的现场，他就是借着酒劲来的。康子问了声‘你是怎么啦？’，他狠狠地骂了她一顿。‘你们搞的鬼名堂，我都知道。今天他有事来不了，你一定约了他明天再来的。今天算他村田走运。’他不仅说了这样的话，而且还说了些难以入耳的骂人的话。”
“他说了些什么难以入耳的话呢？”
“这个现在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当然这又是在行使沉默权。但是，他为什么又一次重复“现在”这个词呢，真使我非常纳闷。
若是警察在私下调查，这样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是在法庭上，现在不说，哪儿还有说明自己心境的机会呢？
当然，以后还有上诉的机会，但是第二审、第三审的审判，与第一审相比要简单得多。到最高法院，只通过对案卷的审查就可以“上诉理由不成立”驳回上诉。
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呢？我当时对被告的心理和隐藏在后面的百谷律师的战术是不理解的。
这次裁判的紧凑劲儿，是很少有的。
坐满旁听人的法庭又肃静下来，连咳嗽一声的人都没有。检察官和被告的可说是白热化的对阵，在我的十年法庭生活中，也是很少见到的场面。
“后来被告怎么样了？”
“听了康子的话，我自己对东条也非常憎恨起来，想到杀了这样愚蠢的家伙的康子是犯了罪，真把我气坏了。”
“康子说是用什么方法杀死她丈夫的呢？”
“她说她在盛怒之下，失去了理智，顺手抄起了一个青铜花瓶，狠狠地打向东条的后头部。我在这方面不是内行，但后头部确实确有被打的伤痕。”
“被告没劝康子去自首吗？”
“劝是劝了，但康子说：‘去自首，还不如一死了事呢！’我在部队的时候，也有过坐禁闭的经验。在西伯利亚收容所的生活，对我来说苦得就象地狱一样——不知别人对我当时的态度是怎么看的。当然，日本的监狱不能和那里相比，可是我当时的心情是，只要别让我所爱的女人摊上这样的遭遇，叫我干什么都行。”
“康子没有过自杀的表示吗？”
“‘先杀了我，你也……’她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对我来说，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杀死她呀！”
“假如被告和这次杀人没有任何关系的话，被告不是可以马上离开那里吗？至于康子以后的事，听天由命好了。”
“道理可以这样说，可是我爱康子爱得要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把她扔下不管一走了事，无论如何我是做不出来的。”
“那么，尸体遗弃是谁提出来的呢？”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了自用车的事，就问她为什么在电话里特意叫我开着‘自用车’来，这时康子叹了口气，只说了句‘没什么，是我当时忽然想到的’。但是，当我进一步追问下去以后，才领悟到康子心里隐藏着一种进行尸体遗弃的念头。”
“被告没有阻止这种意图，而且同意她的想法，并且自己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是吗？”
“不说细节的活，是这样的。”
“本检察官当然不相信被告的陈述，但是，退一百步说假定你的话是真实的，当时你没考虑到你自己后来的行为将构成犯罪吗？”
“我当然知道，这将构成尸体遗弃的事实。”
“这个问题，当然耍由法院来认定，不是本检察官所能断定的。但是，只根据这种行为就可能断为杀人事后伙犯，这一点被告当时知道吗？”
“后来听律师说过。关于事后伙犯问题，要随对法律的解释而定。当我听到对于有的人也可能做出这样判决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
“这是在被告被捕以后的事吗？”
“是的……”
“你当时没有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吗？”
“没有……”
“总之，被告决定进行尸体遗弃，就把东条宪司的尸体塞进了自用车中。当时康子说什么来着？”
“她大概是耽心万一被人发现，大声对我说：‘你醉得好厉害，可要注意呀！’随后又把嘴凄近我的耳朵说；‘万一你出了事，我也不活了。’”
“后来，被告就自己把车开到了目黑，对吧？你当时没有考虑别的地方吗？”
“因为事情万分紧急，也就没有考虑把尸体扔到什么地方合适。只是因为我在那附近住过—段时间，地理比较热悉，我想从那里扔下点东西去，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处理尸体有各种办法，例如拴上石头沉入河底，或者找个地方挖个坑把尸体掩埋起来，实际上有不少办法可想，你脑子里没有闪过别的手段吗？”
“完全没有去想。”
“关于地点、方法，大体上你都对康子说过吧？”
“是的，都对她说过。”
“汽车开了多长时间？”
“一点钟前后出发，因为是深夜，车辆稀少，没用上一个小时就到了现场。”
“被告当时的心境怎样？”
“用语言难以表达。”
“被告在桥头停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