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河内）郊外的战斗结果，让城内一片大乱。占领东京以来，越南的政府军望风披靡，四处溃逃，法军犹入无人之境，风光无限，哪想到会突然吃这种亏。海军上尉费阿希临时作为东京守军司令，指挥防御。
费阿希首先把分散在其他各处的人，全部集结在东京城，强迫数千越南人加修城墙，储备粮食和药品，并在城内实施戒严，同时向西贡求援。
但是还好，黑旗军并没有趁机进攻东京。
在这一点上，战前丁云桐就有过考虑，要把东京拿下来，其实并不难，只要在法国援兵来之前，把冯子材等各师全速压过去就行了。
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要给予法国的有生liliang以大量杀伤，才能迫使法国坐上谈判桌，而不能执着于一城一地的争夺。占据东京，会远离中越边境，补给不利，不如等法军主力过来，再迎头痛击。
东京郊外的这场战斗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北京，丁云桐仔细观看邵友濂的报告，感叹法军的强悍，对方还不是正规陆军，这样以多打少的偷袭围攻，伤亡还大于对方，可见素质之高。
他知道，事实上前世法军的单兵拼刺能力就是shijie最强，日本维新后开始学的就是法国，这种对白刃战训练的重视，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日本陆军。法国此时虽然还没有像格朗迈松那样提出“进攻学派”，不过“战争胜负不靠大炮靠刺刀”；“在哪里发现敌人，就在哪里发起进攻，至于敌人考虑什么无关紧要”，诸如此类的思想已经很普遍，这种战法也极其类似前世的日本陆军。
但是在重机枪加铁丝网组合出现以前，这种战术还是很有效果的。所以对于这个结果，丁云桐毫不意外。
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也终于明白了，原先认为凭借着小股liliang就能征服整个越南，现在知道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一百多名法国人的死，也极大的刺激了法国人的民族情绪。在议会里，在报纸上，只有一个声音：应该为那些光荣的牺牲者报仇，应该使国旗所受的损害获得补偿。
1880年7月29日，法国议会几乎全票通过了，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追加550万法郎的拨款。
之后，法国政府一边集结运送远征军的船只，并调集各个地区的军舰，前往越南方向。
另一边则命令交趾支那当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liliang到战场去，同时任命交趾支那驻军司令波滑为东京的指挥官。
1880年8月2日，夜，北京。丁云桐在不停的踱步，军机处的一众大臣在争论，要不要下决心与法国开战。
李鸿章是反对者：“无论如何，黑旗军名义上并不算我国军队，外交上还可转圜。但一旦开战，就没有退路了。法国乃是欧洲大国，万不可轻启战端啊，依微臣看，不如请他国出来调停为是。”
“法人得寸进尺，占了越南，必然窥伺广西，到时仍旧还得战，还不如现在拒敌于国门之外。”这是左宗棠。
“法人骄慢，视越南为囊中之物，今黑旗军一战，可见其名不副实也。只要我大军奋力前驱，必能战而胜之，将法军尽数逐出越南。”张佩纶也是慷慨陈词。
丁云桐说实话，心里很有点看不起这个张佩纶，前世也是这样，慷慨激昂，主张与法国战斗到底，结果自己在马尾港时，被法军炮火吓得抱头鼠窜，可见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不过丁云桐还是将他调入军机处，参与议事，就是想利用他喜欢批评朝中大臣，试着来做一个平衡，当自己觉得权力稳固时，自然会将这个人打发到远处。
新任组织部部长郭嵩焘也说道：“法国乃是强国，我国这几年虽然也有进步，但要让法国俯首称臣，实在力有未逮。不过法国普法战争新败，元气未复，且远隔万里，耗费巨大，只要打成对峙持久之仗，便有望和平。”组织部是由原来的吏部改制而来，因为专门管理官员的升迁擢黜，权职很重，隐约是诸部之首，丁云桐让他担任此职，正式看重他思想开明。
思忖片刻，丁云桐说道：“中越之间已经签署了条约，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在越南的权力，否则国家必然信誉全失。要让其他国家明白，我国保卫自己利益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郭爱卿的话也不无道理，要将法国人赶出越南也是不现实的，朕只希望以战促和，只有当法国人吃了苦头，他们才会真正有诚意坐下来谈，到时候再请别国调停不晚。”
丁云桐的话为会议定下了调子。
第二天，官方背景的《寰球时报》，头版头条的社论，大肆讨论中国与越南的千年宗藩关系，以及法国在越南的步步进逼，警告法国“悬崖勒马”，但在社论的zuihou，仍然表示“不管千难万难，相信和平终将到来。”
但显然法国没理会这种警告，到8月初，已经在东京集结了将近两千人，并且正在将大量陆军从本土和海外殖民地调来。同时鉴于敌军以华人为主，开始招收雇佣当地越南人以及华人，鉴于许多人来自与黑旗军有仇的黄旗军，这支雇佣军同样沿用黄旗军的名字。
同时对法军在越南的指挥机构进行改组，暹罗国都曼谷领事何罗恾任东京民政专员，波滑为法国东京远征军总司令，同时从瑟堡基地调来海军少将孤拔，担任海军司令，由以上三人组成指挥核心。
孤拔具体指挥法国海军东京分舰队，这是一支可以称霸远东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