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客栈位于乌尔城东门以外六十里，依山傍水，虽不豪华，但也宽敞整洁。
门前有一个三岔路口，一条路通向乌尔城东门；一条路蜿蜒而上，通向背后的山里；还有一条是宽阔的官道，沿着山边通向远方。
来东来客栈落脚的，多是误了进城时辰的行人，还有一些进山采药或打猎来不及回城的人，偶尔也有一些失意的文人墨客来此游山玩水。
店老板对这些个文人墨客倒是格外关照，每见这些客人出门，都要叮嘱几句：天黑前一定要出山，莫在山里过夜。
东来客栈的老板不叫“东来”，他有一个非常世俗的名字“福贵”。福贵五十多岁，总是面带微笑，看上去一脸和气，他自己也很享受这份和气，总爱说一句“和气生财”。
据说，福贵也是大户人家出生，读过几年书，考过几回试，但每每天不遂人愿，后心灰意冷竟离家出走，云游四方去了。
几十年后，福贵孤身一人回到了家乡，父母早已过世，庭院中也已荒草丛生。站在庭院当中良久，不由得发出一声深深地叹息。变卖了全部家当，来此山脚下，开了这家“东来客栈”。
曾有客人说：“为啥不叫福贵客栈呢？”福贵淡淡地说：“希望东边来的客人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没有人知道福贵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他原来叫什么名字。他不说，也没有人问，谁在乎呢？
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大家的日子能有什么不同？他说他叫福贵，那他就是福贵，东来客栈的掌柜福贵。
东来客栈当然不止福贵一个人。
薛霖是东来客栈的伙计，十七八岁。他就住在东来客栈，已经十来年了，这就是他的家。
老板福贵说，那一年的秋天，有一天早晨开门时，发现门外躺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叫花子，睡得真香。
福贵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他的恩赐，就把这个小叫花子留了下来，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小叫花子倒也机灵，乖巧懂事，深得掌柜的喜欢。渐渐地两人感情深厚，福贵对小叫花子视如自出，甚是疼爱。
小叫花子只记得自己名字叫做薛霖，其他的事情都不记得了。福贵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希望薛霖一生能够过得无忧无虑。
薛霖很是感激掌柜福贵，不仅是福贵对他有养育之恩，还因为福贵教会了他读书、写字。
连城里“福寿堂”上山采药的伙计都说，薛霖比他认得的字多了去了，都可以去当教书先生了。让薛霖心里骄傲了好一阵。
薛霖平日里端茶倒水，有空也去后堂帮点忙，顺便学着炒几个小菜。
东来客栈虽然离乌尔城较远，但毕竟做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山里货，就是城里的达官贵人，平日里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所以生意倒也说得过去。
东来客栈不仅收取附近猎户的猎物，也经常三五个伙计一起进山打猎。偶尔也有客人特意点一些少有的菜肴，却是掌柜福贵一人出马捕获的。
对于这些个深山才有的货物，真没几个人敢进，那危险可不是在山边边打打闹闹能比得。
薛霖刚来的时候对大山充满了恐惧，店里的伙计们每次进山打猎都故意吓唬他，说一定要拉着他一起去，吓得他躲在桌子底下不敢出来。
听着伙计们的哈哈大笑声越来越远，他才敢探出个脑袋来，看一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走远了。
不知不觉薛霖也十来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薛霖的体格也壮了许多。
跟着伙计们学了些个打狗棒法，胆子也壮了，对打猎也渐渐好奇了起来。现在反而是他每次看到伙计们出门，就嚷嚷着要一起去。
刚开始福贵说什么也不同意，怕他遇到危险。但终于还是熬不住薛霖的软磨硬泡，同意了。薛霖高兴地一蹦三尺，冲到后院拿他早就准备好的家伙什去了。
福贵叫来领头的伙计吩咐道：“老张，店里并不缺什么大物件，别往深里去了。
像往常一样，在山边边转转，打些兔子、山鸡的就行了。”老张自是明白，喏了一声，就去招呼伙计们了。
本就是图个乐子的打猎，平日里也都有趁手的家伙，大家说走也就走了。
东来客栈建在地势平坦的地方，离山边也有个二三里。一行七八个人掂着刀枪棍棒，边聊边走。
都是常来的地方，伙计们对这山里的景物早就熟视无睹了，尽聊些城里的家长里短。薛霖却是另一番景象，两眼放着光，上蹿下跳的，看什么都新鲜。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青草，时不时冒出一簇簇黄的、红的、蓝的、白的、紫的叫不上名字的小花朵，随风摇摆，像飘荡在青草上的彩色蝴蝶。
偶尔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经过脚边，也许是胆小的田鼠？也许是狡猾的青蛇？抑或是青蛇在追逐田鼠？再听时，又好像在山坡的另一边。
天空很蓝很蓝，漂浮着几朵白云，像棉花一样，不一会儿又被拉得很长很长，变成了袅袅炊烟......炊烟还未消散，就变成了几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在一行人头顶盘旋翱翔。
“是老鹰！”薛霖叫道。老鹰平日里薛霖也常见，但像这般二三十个飞在一块的却很少见。“还成群了。”老张也抬头望了一眼，懒散地说道。
薛霖有些痴迷地望着这群老鹰，跟着大伙走着。走着走着，“哎呦”一声，被一根老树枝绊了个狗吃屎。原来已经到了树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