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南生于1965年。童年里影响可南最大的一件事是父亲的去世。父亲死于1968年正月十六。小年（可南家乡正月十五是小年）的第二天。“你爷是得痨病死的。”可南的母亲后来告诉可南说。在可南家乡，爷就是指父亲，爷爷则是指父亲的父亲，即老爷。父亲三岁时候，可南的奶奶就死了。可南的爷爷就又娶了一个老婆。父亲是在晚娘的抚养下长大的。
父亲去世时是55岁。可南的母亲说：“你爷走了，舍下了我们娘七个没人管没人顾，他多狠心！”可南的母亲那年38岁，还算年轻。可南姊妹六个之中最大的大姐十五岁，二姐十二岁，大哥九岁，二哥六岁。可南虚岁三岁，周岁两岁三个多月。可南的弟弟最小,还不满月,才20多天。在后来的日子里，可南的母亲常对人说起自己过得难，过得不容易，就有人问可南的母亲你38岁怎么不再找个男的改嫁？可南的母亲说：“他们没有爷了，不能再让他们没有娘。再难也要把他们姊妹六个拉扯大。不能叫他们没人疼！”
可南的母亲说发可南父亲的丧的时候可南的大哥还不知道哭，他站在堂屋门旁看热闹，本家的一个堂哥看不下去，打了可南的大哥一下子，他才哭了起来。他哭不是因为觉得父亲死了，而是有人打了他。可南的母亲说可南就吓得钻进了邻居家的猪圈里。是发丧的一大群老老少少的大哭小叫把可南吓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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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去世以后，可南的母亲常常哭。想念父亲了，她要哭。觉得一家人可怜了，她要哭。干活累了，她要哭。家里缺吃少穿了，她要哭。受人欺负了，她要哭。人生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常触动她敏感柔弱女人的心。可南的母亲在父亲死后成了多愁善感，动不动就哭的人。她常对来劝她的亲戚邻居们说：“让我哭会吧，哭会儿心里就好受多了，不哭心里怎么也堵得慌。”可南还记得她的一句话：“哪里都有我掉的泪！”
人一生中忘记了多少东西啊,能回忆起的也就是一小部分。可南的母亲的哭也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有印象中也就那么几次。可南小时候过年，没有麦子面包水饺，只能吃地瓜面的黑饺子。可南的母亲想想一年到头，365天里一次白面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吃上，实在是穷啊！可南的母亲在寒冬的夜里睡不着觉，越思想越觉得可怜，止不住地哭了起来。越哭声音越响，惊醒了六个小孩子，可南也跟着哭了起来，一家大小七口人都在哭，一直到天明。可南记得自己的枕头都湿透了。
上小学的时候，可南和几个伙伴去火石岭割草。看到岭上地头的枣树上结满了已经成熟了的枣子，可南几个小孩就打掉了一些，结果被生产队看坡（看庄稼和枣不被人偷）的李家二叔发现了。他押着可南几个小孩去了队里的牛场。把可南几个小孩偷打的枣在路旁展示给队里的行人看。生产队的几个干部商量，最后罚可南几个小孩每个人几十斤地瓜干。这种罚惹哭了可南的母亲。她觉得不就是小孩子吃几个枣嘛，二队有几千几万棵枣树，枣多得是，这样处罚太重。如果是换了李家自己的孩子或者村里有头有脸人家的孩子就不会被抓了。这是欺负人。李家男人没几个好东西，可南的母亲说,他们脾气瞎,坏心眼多,劣迹斑斑。用可南的母亲的话说，没几个好熊。
还有弟弟掉进水沟的那一次。那一年深秋的晚上，可南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与生产队里的其他人家一样在野外地瓜地里切地瓜。可南们小弟兄四个被她们放在她们附近睡觉。可南的弟弟睡醒后可能乱爬乱动了。可南的母亲听见了扑通一声，接着是可南的弟弟的哭声。可南的母亲就赶紧跑过去，发现可南的弟弟躺在水沟中。可南的母亲急忙下了水沟，抱起浑身湿透的弟弟，边哭边往家走。几千斤队里分给可南们家的地瓜和工具都扔在野外。姐姐带领着可南和大哥二哥，也跟着可南的母亲回家。“到了家里又哭了一家子人家。”可南的母亲后来对长大懂事的可南说，“东西都扔在地里了，俺小儿差点淹死，谁还顾它们。“
可南的大舅是个残疾人，一只手从手脖那里弯下来，勾勾着，一只腿在走路时候要一拉一拉的。他和可南的母亲小时候跟着改嫁的姥姥从五里外的西岗村来到立山。大舅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有女人愿意跟他。记得他一直一个人住在路旁一个水坑边的一间土坯屋里。那虽然是一间，也是个独立的房子。离二舅家很近，就隔着一条路。大舅干活手脚不随活，可是眼睛耳朵正常。就找了一个给他们一生产队看山看坡的活。虽然国家那时候很穷，家家这样，可是可南还是觉得大舅做饭简单。他经常做饭不炒菜。那时侯农民吃一次豆腐就是改善生活。鱼和肉很难见。大舅如果吃豆腐，就用铲子切成块，放进汤锅里。他的衣服也不常洗，穿在身上发着亮。“一个苦人。”可南的母亲常这样说大舅。
可南记得自己在十岁左右的时候端着一碗饭菜，穿过长长的曲折的街道给大舅送去的情景。如果可南家在过节过年的时候包了水饺，不管是地瓜面做的黑饺子还是麦子面做的白饺子，可南的母亲总派可南端上一碗送给大舅吃。大舅也常来可南家。来了就在可南家吃饭。可南的母亲不让他回去再做饭。
大舅是在可南上高中的时候死的。死的时候才五十多岁。他死之前的那两年患上了一种经常抽风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