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到底是个多事之秋，正当在京的谢家叔侄打点了行装，准备启程回家过年时，民国三年，西历1915年1月，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突然通过外交部提出私下觐见民国大总统的要求。因中历新年将至，不少驻华大使都曾代表母国总统向袁世凯及民国公民致以新年问候，处理此事的外交部部员并没有嗅出其中的危险意味，痛快地与总统秘书进行接洽，将大总统接见日置益的时间定在了1月8日，由谢怀昌派兵护送日置益至总统府。
这是谢怀昌在回家前的最后一桩需要他亲自过问的公事，以他的身份原本不必亲自带兵，但对方终究是一国正使，又是在临近农历新年的时间点上，他不想再生祸端。
谢怀昌的职责只是将日置益送到总统府，等他觐见完毕再将他护送回驻日大使馆。但与其余驻华大使不同的是，日置益觐见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总统办公室大门紧锁，所有要见大总统的人无一例外地被要求在会议室稍后。谢怀安与前来面见大总统的工作人员们一道在会议室等候接见，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绝非一场普通的外交接触。
果不其然，在日置益觐见完毕，谢怀昌将他送回大使馆，再次回到外交部的时候，便听说外交总长和次长都被紧急召去了总统府。有人来向谢怀安打听消息，问他日置益在去往总统府的路上有没有跟他说什么。
但发问的一方也知道，谢怀昌只是负责安保，即便是真有什么大事，日置益也不会跟他说。
谢怀安在办公室里给身在政事堂的谢道庸打电话，问他国务卿徐世昌和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有没有在办公室。
谢道庸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了左右才以很平常的口吻告诉谢怀昌：“之前还在，方才好像都出去了。”
谢怀昌心里一紧：“知道去哪了吗？”
谢道庸笑了起来：“我怎么会知道。”
谢怀昌沉吟半晌：“叔父，可能出事了，如果我没有猜错，两位先生应该是被紧急召到总统府去了。”
民国二年的时候，萨拉热窝事件爆发的战役导致欧洲战成了一锅粥，当时日本便提出接手德国在中国山东一切特权的要求，并先声夺人地陈兵日本，逼的民国中央退无可退进无可进，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
如今日本大使又要求觐见大总统，并且在他离开后，整个总统府都进入了一种紧张焦灼的气氛中，不必刻意猜也能知道，日置益定然又给大总统提交了一份利益相关的文书。
谢道庸没有多这件事过多关注，因为他不在袁大总统召见的那几个人里，关注也是徒劳。但谢怀昌却很上心，到底涉及国家利益。
谢道庸在电话里叮嘱他：“你关注归关注，切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爹还在镇江等你回去过年呢。”
然而谢怀昌到底没有回去，因为赵秉钧直接接见了他，命他即日起全权负责外交部总长和次长的生命安全。
这道命令无头无脑，但当天晚上，总统府就下达通知，撤销外交总长孙宝琦的职务，由陆征祥接任。
陆征祥是袁大总统的心腹文臣，当初罢免唐继尧时，接任他的人选就是陆征祥。作为民国第二为国务总理，陆征祥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显然要比孙宝琦高得多。
袁世凯很少会突然撤销或替换手下官员的职务，这次却雷厉风行毫无预兆。撤了职的孙宝琦毫无怨言，而接替他的陆征祥上任后便开始接连开会，与此同时，谢怀昌接到军部的一份名单，要他无论如何保护好名单上的那几个人。
他看着那份名单，状似无意地问了一句：“都是外交部的高官啊，难道会有刺杀吗？”
赵秉钧笑了笑：“若是其中有一人像斐迪南一样，那我们可能就要卷入战争了……但去年大总统刚刚声明中立来着。”
“目前军费都要找五国银行借贷，实在没有多余的财力再参加对外战争了吧？”谢怀昌将名单记住，掏出一盒火柴将纸页烧尽了，“究竟出了什么事？”
“你在外交部，想必应该已经猜到了，现在来问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吧。”赵秉钧隔着一张办公桌看他，微微笑道，“你猜的是对的，日本国驻华大使日置益8号觐见大总统，向总统先生提交了一份约书，名之为中日两国睦邻友好，但实际却是觊觎我国土之心不死。我给你的这份名单，是接下来外交战的主将，宁隐，我把将军的性命交给你了。”
谢怀昌笑了笑：“杀我一外交总长，难道就能夺我国土了？”
赵秉钧轻轻叹了口气：“眼下不宜开战，大总统的意思是能拖则拖。日置益请求大总统将那份条约保密，想必也是不愿让第三国得知。没有撕破脸的时候，大家都会小心翼翼地维护默契，但若是将此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接下来的局面就不是我们可控制的了。”
中日战力悬殊，此等情境之下，也只能以拖延和谈为主，通过耍手段的方式来减小外敌对国家的伤害。日本不愿将这份条约公知他国，袁大总统更不愿将它公知我国，如赵秉钧所言，群情激奋之下，局势就不是人可控制的了。
他没有回镇江，事实上，整个民国中央人士都没能平平静静地过这个农历年。日方想要在新年到来之前将这份条约签订完毕，而袁大总统则希望能拖则拖。陆征祥的外交手腕非同寻常，他人矮胖，笑容亲切，面对日本大使的时候既没有卑躬屈膝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