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的自由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周六周日没有课，就算平时也是有大段的自习时间。除了时间的安排，学习的方式是最重要的改变。套用高中时代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把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或者我要不要学的问题。
大学里，传统的讲师会本分的照本宣科，将教材某些高度概括性的内容读出来或者写到黑板上，这基本上就是期末要考的内容。比较有创新精神或者学术造诣特别高的老教授，这样的讲师会直接抛开教材，他们可能会将教材中的关键节点组成几个主题深入讲解。也可能他们对于某门学科有自己的理论，他们会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引入课堂之上，教材上的东西只是蜻蜓点水的点一下。这样的讲师的课上座率普遍都比较高。因为如果没有课堂笔记的话，压根不知道期末考什么。这也直接促成了‘笔记出租’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形成。有些先知先觉的讲师会将自己的讲义影印，然后偷偷在校园论坛上叫卖这种‘非官方泄漏版’的讲义。学霸们也会掺一脚，出租出借自己的课堂笔记。所以学校里的有复印机的文体商店期末时候生意尤其的红火。
可是无论是照本宣科还是自主创新，讲师都不会在一个问题上纠缠太久。一个学期就十几周的时间，每周有两三节大课就算多的了。而且讲师不会关心学生们的视力、听力、智力甚至性取向的差异，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授课。如果大多数同学都不懂他讲的什么，那么该讲师会在期末考试之前划出重点或者泄几套试题。宁愿降低难度也不会为了这些听不懂的同学再讲一遍，这是多年之后我才明白的道理。当然，大多数讲师还是会出于面子问题和善的告诉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私下讨论，他会公布自己的办公室和邮箱，但绝不会公布自己的电话。但如果你试图找这位讲师的话，大多数时间他们是不在办公室的。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想要学会教材上和讲师们的知识，指望上课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才设置了如此多的自习课。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们回顾、梳理、融会贯通和互相交流，从这一点上看，课程设置的初衷是美好的。只是理想总是很丰满，现实却是很骨感，自习课上学习的永远占少数。
但想要通过期末考试，只需要跟上讲师的节奏就好。若不幸你跟不上或者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借你班里某学霸的笔记。我的经验是千万不要等到期末的时候再补，到时候你要付出的代价不只是一顿饭那么简单。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学到两样东西，当你参与某件事情时要集中精力、全力投入，上课时千万不要漏掉重点；当你像弥补错过的东西时一定多联系下得到这些东西的人，翘了课记得回来找上过课的人讨教。提炼一下就是，注重效率和有效沟通。
此前，我与绝大多数人一样，都已经接受了12年的应试教育。我想所有人都已经了解，至少感受过应试教育。此种教育方式的精髓与某知名广告的方式惊人相似，就是用最简单的词在你耳边不停的播放，一遍一遍又一遍。直至印在你的大脑里，形成条件反射。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非常聪明的民族，但同时也是在学术界鲜有建树的民族。
从小学到高中，大多数家长都会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写完作业了没？”甚至到了中学阶段，有些家长甚至都不问了，他们只会关心期末考试成绩单上的名次。有多少家长是真的在乎孩子在学校里学的什么呢，他们无非就是想孩子在考试中有个好名次，这样满足一下他们教子有方的成就感和被别的家长羡慕时的虚荣心。在教育行业、学校、家长、孩子中，孩子的感受是被无视。就算在中学阶段，独立意识的觉醒都会被视作离经叛道，轻者说服教育，重者直接“抹杀”，我是说从精神层面。在我看来，非主流产生的原因是年青一代试图挑战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规矩，这纯属个人观点。
说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不得不说一下教育行业。不错，教育是一个行业。就如同汽车、房地产、医疗等等，是一个真正的行业，有投入有产出。有利益的产生，那教育行业就偏离的教育的本质。这是一个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利益是相对的，偏离是绝对的。这是我利用自习课看完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后产生的想法。从此，学生们有了与被灌输的旧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做斗争的理论武器。
从教育方面，老四喜同志没有像某些家长一样歇斯底里的逼我写作业，也没有神经质的关注我考试的成绩和名次。这让我感觉有不少自由的空间没什么压力，这一点我还是很感激他。但是学校里，应试教育的环境却环绕着我12年，我写这些不是单纯为了吐槽我们的教育，而是我觉得自己适应不了应试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这种脱节。
当我有什么心事的时候，我决定找茶蛋谈谈。
周六的傍晚，我去了茶叶蛋的宿舍，顺便带了两罐啤酒一包花生米。这是我们在高中时养成的习惯，我们俩都属于那种不能喝酒的人，但是却经常喝，俗话说小酌可以怡情。
跟我情况差不多，因为是临时分派的宿舍，所以大家都不是很熟，也没必要很熟。我跟茶蛋坐在他们的阳台上，在落日的余晖中看楼下来来往往的女生。边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