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问我。
我想，这是因为我从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总是先做“义工的义工”，所以我的义工就很多了。
传统观念里，人有士、农、工、商等群类的区分，随着时代的变迁，近来“上班族”、“庞克族”、“原宿族”、“无壳蜗牛族”、“丁克族”等等名词纷纷出笼。自古以来，有一类族群贡献良多，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义工”。“义工”以服务人群、造福祉会为目的，因此虽然没有领薪，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却是无价的；虽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悦却是无穷的。他们无所为而为，让人生起无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义工的义工”，为他们服务。
过去，我每次要麻烦义工写标语、写传单时，总是事先将笔纸找妥，并且安置座位；如果请信徒来浇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准备齐全，还要告诉来者水龙头、工具箱在哪里。到了用餐时间，我热心招待他们吃饭，不断地为他们准备茶水、点心；到了回家时，也不忘慰问辛苦，赞美他们的成绩，甚至一路送到门口，看着他们身影远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开办慈爱幼稚园时，请杨锡铭先生担任美工，事先我就准备好彩笔、颜料，在他进行画图时，不时为他沏茶、煮面。他为幼儿们做义工，我就为他做义工，如同仆役般守候在旁，视其所需，随时为他服务。杨居士那时是一个军中的中级校官，不久之后自动皈依在三宝座下。
当时，另外一位朱家骏先生负责编辑《幼狮杂志》，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无出其右者。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为我助编《觉世旬刊》和《今日佛教杂志》。记得每次他一来，糨糊剪刀、文具稿纸早已一应俱全，井井有条地搁在书桌旁边，甚至晚上睡觉，连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干净整齐地叠在床铺上面。本来我是师父，但当他开始工作时，我好像侍者一样，侧立左右，听从吩咐。半夜时分，寒气逼人，我就泡热牛奶，准备点心，为他暖胃疗饥。他一面为我工作，一面编发《幼狮》，声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后来我得以和当时台湾文化界的名笔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痖弦、梅新、公孙嬿等人结识，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以他出众的才华，一定可以为教界贡献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刚成立时，邱创焕先生担任台湾党部社工会主任，拟请张培耕先生出任台湾佛教会秘书长，但因他是我推荐，受到守旧者排斥，后来不得已由我敦聘张培耕先生为佛光山主任秘书。记得，那时我经常如书僮一般任凭差遣，为他取笔拿纸，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愿地跟随我办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时，请李新桃小姐专职负责。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视察时，也总是帮她写信回函，整理庶务。后来她随我出家，法名慈庄，现在佛光山海外道场的开山建设，都有赖她的筹办规划。
其实，杂志的美工、编辑都是我的专长，写公文、定计划的秘书业务，我也不是不会，然而在当义工的“义工”的同时，灌输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经上了轨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别处弘法度众，无形中更为教界培养了许多人才。
在佛教里，鬼子母因为佛陀令僧众为她施食供养，所以后来成了佛教的护法灵只；关云长由于智者大师为他说法安心，是以发愿生生世世守护伽蓝。可见要做“义工的义工”，固然必须为他们服务，更重要的是设身处地，为对方切身的需要考虑周全。记得翁松山先生当年在宜兰时，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油漆工学徒，我见他极其聪明，所以请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经常去他工作的场地，在旁建议指导，赠送各类相关艺术书籍，并且买机票邀他到欧洲考察，当他的旅游向导，观摩各国艺术技术，现在佛光山许多殿堂的**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杰作，他也因此成了声名远播的艺术家。
阿娇女士有心为佛教做事，碍于家庭经济不佳，必须在外兼职赚钱谋生，我知道了以后，为她设法安家。如今她不仅申请入道，做了佛光山的师姑，而且每天发心烹煮美食供养大众。
永均宁可辞去朝山会馆馆长之职为我驾车，经常不分昼夜，南来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车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开车枯燥，撑着沉重的眼皮，找了许多话题和他闲聊。一回一答中，几年的岁月过去了，他载着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几百万里的路程。因为他常听我的说话、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已当上佛光山人事监院，而且胜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给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时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否胜任，考量他们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军队中说，“带兵要带心”，所谓带心就是最好做他的义工。我认为，如果要感激别人为你工作，为你忙碌，并不是表面上寒暄虚应，物质往来，而是从内心付出真诚的体贴、关怀，为他解决问题，给予种种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缘才能维持长久。
许多人说我聪明圆融，说我通晓人情世故，知道轻重缓急。其实我生来笨拙，一无是处，如果勉强找出自己有哪点长处，那就是我从小喜欢做“义工”了。回想童年时，父母几个儿女当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