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一个是我。但是师兄已另有师承，是受过戒后才来礼拜家师的。因此，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
师兄年轻时比我更苦，因为做人老实，不很聪明，经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妇一样，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时，被骂、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过去，上前安慰他，他总是很泰然地对我说道：“没有关系，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的忍耐，他的无争，他说话旷达的语气、磊落的胸襟，令我钦佩不已，我于是将这句“心甘情愿”的话，牢记在心。
后来，在十年的参学期间里，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无理的要求，尤有甚者，严苛封闭的丛林教育，非但隔绝了一切外缘，连眼见耳闻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说，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而物质之奇缺、作务之辛劳，更是令人难以想象！我所以能够安住身心，不以为苦，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心甘情愿”作为我的座右铭。出家，是我心甘情愿的；读书，是我心甘情愿的，苦行，是我心甘情愿的；各种打骂委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因此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期间所培养的坚忍负重性格，成就了我日后修行办道的雄厚资粮。
我离开丛林，二十一岁担任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只凭着因缘际会，抱持坚忍负责、“心甘情愿”的认知，以勤补拙，谦冲学习，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
二十二岁，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是一九四八年。虽然明知当时政治局势和佛教状况已不可为，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联合同道创办《怒涛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盼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尽管多次几至死地，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心甘情愿”、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屡仆屡起，愈挫愈勇。
那个时候到处人心惶惶，我请求寺院给予挂单，总是遭到拒绝，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虽然当时也曾有杂志和报纸聘我为记者、编辑，然而我自己细细思忖：既然身为出家人，就应该把出家人做好，怎么可以舍本逐末？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饥寒交迫下度过漫漫的长夜；多少人笑我迁腐冬烘，不识时务，我还是“心甘情愿”，只想一心一意做好“和尚”的本分。
后来，终于在一家寺院安顿了下来，我早起晚寐，做种种粗活：拉车买菜、担柴运水、看守林园、跋涉收租，乃至洒扫扒粪、掩埋死尸，虽然时常感到事务繁忙，但是为了感谢他们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愿”以劳力作务来报答。
在工作之余，我为教撰文。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我反对取缔拜拜，而建议改良拜拜；我反对宗教管理办法，建议订定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无所有。
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而我自己却连购买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因为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毕生的志向。
有一天，我正在提笔写作时，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无饭吃唷！”后来，我才发觉，每当我埋首读书和撰稿时，寺众都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也难怪，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一般人都子的文人。虽然如此，有识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我还是笔耕不懈。我为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即使无饭吃，我也“心甘情愿”！
为了协助东初长老编辑《人生月刊》，我节衣缩食，自掏腰包，购买邮票稿纸，还倒贴车资，前后达六年之久。为了办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惮辛劳，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多少个夜晚，我为了撰文审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我默默耕耘，不以为苦，因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愿”为佛教慧命的长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为佛教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因此，对于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为上宾，给予种种的款待服务；对于文字有兴趣的初学者，我也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写作，尽管耗时费力，我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于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郑羽书想要发行宫廷大内典藏的佛经，我便“心甘情愿”作不请之友，向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要编印佛教书刊，我也帮助他营销。甚至当年素少往来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我也建议他们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和《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并且一再赞助他们。后来，他们财政发生困难向我求援时，我也不计嫌隙，四处为他们筹款不下数百万元，助他们渡过了难关。当时徒众都不以为然，而我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扬，还是“心甘情愿”，力排众议，抢救了这两套书。今天这两套书对佛教的贡献，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从《觉世旬刊》到《普门杂志》，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出版社”，从《佛光大藏经》的编纂到《佛光大辞典》的发行，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位经常入不敷出，然而财务的拮据从未影响我办理佛教文化事业的决心！
过去，我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