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国留学然后学成归国的人，尤其是年代越早的，陆道升是三重的佩服。
第一重，佩服其才智天赋和勤奋努力。
早年间出国是不容易的，门槛极高，家境殷实还能稍微好一点，能出国无一不是成绩出类拔萃才能做到的。
学霸、学神这是这类人的常用绰号，用人中龙凤形容都不为过。
和这些天赋异禀的人才比起来，就陆道升这种靠脑袋不笨加比较读书用功的真不够看。
对这些人的能力陆道升是佩服的。
第二重，佩服能回国报效国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不得不承认，国外确实有很多先进的知识技术，这些回国人员极大带动了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就单举一个钱学森的例子，没有钱老，何来两弹一星，何来共和国尊严和和平发展的契机？
当然，哪怕名声不显，在国家贫弱落后之时，留学归国人员对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进步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这是无可否认的。
第三重，就是佩服能放弃海外的优渥生活，甘愿降低生活水平。
邓稼先、华罗庚、李四光、周培源、钱三强等等等等，哪个不是当年留学时的精英翘楚，被外国的导师朋友反复劝说挽留，但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优渥生活，回到了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
举个例子，194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就聘请华罗庚，年薪1万美金（注意是1946年的），住小洋楼，配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
但1950年，那个百废待兴的年头，华罗庚就毅然回到了中国，开始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贡献。
看那时候的老照片，教学楼、礼堂都是老砖房，国内外条件根本没法比。
但在二十世纪初期及更早，选择留学然后回国的人其实是少数，大多数就走了不回国了。
这属于个人选择，陆道升也不觉得有啥可置喙的，虽然多少会有点惋惜的心情。
根据《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告》的数据显示，2017年普通高校生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是20298元。
国家政府要给一个大学生两万元的补助，以让大学生在食堂能吃到远比外面廉价的饭食，让大学生能住上远比外面廉价的宿舍，让大学生需要几千元的学费就能享受各类课程以及图书馆、体育馆、自习室等公共设施。
不仅有这种普惠的大学生补助措施，还有各种针对不同情况的专项补助。
而国家为了挤出这些钱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果不给大学生补助，这些钱可以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科技军工研发、贫困人口扶持等等等等方面。
在二十世纪初期甚至更早说一句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持培养大学生真不为过。
那种说我是靠爹妈读的大学和国家无关的……陆道升也不知道咋评价。
对一些头部高校，各方面的扶持补贴力度更大。
比较让陆道升觉得不是滋味的是，恰恰是这些头部拔尖大学的学生，是一去不复返的主力。
前世多年之后，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反思的声音。
国家不仅勒紧裤腰带支持顶尖学子出国，还对归国学子提供了尽可能优渥的条件。
但这些被寄以厚望的学子大多数没有回来建设国家。
参考国内某顶尖大学《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数据，该校的赴美留学生中，毕业后选择回国就业的只有约19，还不到两成，八成留学的学生都留在美国了。
这个情况有很多种解读，比如有能回来一两条大鱼就不算亏的说法，有国内缺少人才施展平台的论调，有科学无国界都是在为全人类做贡献的傻白甜言论，等等等等。
陆道升对此没那么多看法，出国不回国本身是个人选择，回国表示敬佩，不回国也没什么好指摘的。
但有一点是让他比较膈应的是，附着在这股留学浪潮上，形成的一种把出国当做希望和辉煌的思潮。
陆道升前世读大学的时候，不争取出国差不多就是不上进的代名词，准备托福、雅思、gre这些留学英语考试就是勤奋努力拼搏的表现。
校园里流传着一个个努力备考英语留学成功的励志故事，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到“出国留学”才是人上人的意味，能留在国外不回国来才是能力强的表现。
陆道升觉得这不对，享受完国家补助去而不返的人，凭啥能对留在国内建设国家的人有优越感呢？
就凭留学英语考试成绩更好嘛？不看实际贡献的？
造成这一现象自然少不了新西方英语培训学校的功劳。
由于新西方创始人俞老农本身是燕京大学老师出身，自己想出国留学就准备了留学英语考试，后生活所迫需要谋生就开始借自身经验来做留学英语考试的培训。
当时华青大学和燕京大学里有大量憧憬出国的顶尖学子，不论个人素质还是学习态度都是极其优秀，俞老农很快聚拢了足够多的学生，并且在优质生源的支持下取得了惊人的好成绩。
这很快就帮他形成了品牌效应，新西方英语培训学校也孕育而生。
之后，俞老农采取了一种和传统教育非常不同的教师筛选策略，那就是一切向学生满意度看齐。
以此为起点，新西方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以口才和个人魅力闻名的教师，可谓中国教育培训圈最早的“网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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