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其实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比起土生土长的万历皇帝，他实际上更能站在下位者的角度去理解作为弱势方的私心。
倘或用现代人的话语去阐述，“弱者的私心”更具体得来说，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即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任何经济活动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
朱翊钧是崇尚平等的，他一直把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个体，因此他心态平和，将身边每一个人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发现任何一点儿“利君不利己”的牺牲奉献行为都无比珍惜。
即使郑贵妃因此认为他压根不像个皇帝，朱翊钧在这一点上也绝不双标，他在现代作为普通人时就反对“君为臣纲”，现下真正地成为了皇帝，他还是反对“君为臣纲”。
朱翊钧比较赞赏的是一种各人理性自利后自然产生的利益制衡体制，毕竟现实主义培养温情，理想主义助长仇恨，崇祯皇帝就是太相信儒家法则当真能束缚人性中的自私与自利，于是一旦有所失望，就会本能地对臣下滋生出一种怨毒的恨意，最终造成众叛亲离、反噬自身。
而朱翊钧对人性中迎难而上的期望值就没有像真正的古代帝王这么高，非要让他“君王死社稷”呢，朱翊钧肯定不会死得那么干脆。
但倘或是朱翊钧穿越遇到了以身殉主的王承恩呢，他肯定会反过来劝王承恩再考虑考虑，人人生而平等，一个人没必要因为一时当了奴才就非要遵循某种教条去为另一个人寻死。
所以现在的朱翊钧陡然看见一面求饶一面试图撂挑子的郑国泰，内心也并不觉得遭到了背叛，他自己在现代当研究生的时候还有不想给导师干活的念头呢，何况眼下他作为皇帝，对郑国泰为所欲为的权力，比二零二零年的导师对研究生要大得多了。
不过朱翊钧面上还是努力维持一派漠然神色，他低头看着郑国泰微微起伏的背脊，只是再次挥手让翊坤宫的宫人退下，并没有让郑国泰起身，因为他想弄清楚，这其中究竟突然出现了甚么样的利害关系，能让郑国泰转瞬间态度大变。
郑贵妃似乎看出朱翊钧的打算，首先开口打圆场道，
“快起来，快起来，有甚么事就好好说嘛，你这又哭又闹的，给宫人看了笑话倒无所谓，弄得好像皇上在刻意刁难我们郑家一样，像甚么话嘛！”
郑贵妃两句话不到，便话锋一转，笃笃定定地勾出她先前就埋伏好的考量，
“这漕运改海运的差事，又不是独你一人担着，有甚么了不得的大事，先同永年伯和武清侯商量了再来叨扰皇上也不迟，总是这么忙乱乱得一惊一乍，倘或真传扬出去，明儿科道官肯定又要上奏疏了，你无官无衔的能不当回事儿，把三哥儿和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
朱翊钧在旁边听着郑贵妃一套又一套地为郑国泰开脱，不禁心想，这女人一生了儿子可真了不得，原本是男女平等的境况，偏她们一生了儿子就恰似成了所有男性的“生物母亲”，一开口就自带蜂后气场，国家大事三言两语地就能被她们说成一家之事。
再英勇的雄蜂在她们眼里也不过只剩“伴侣”和“孩子”这两个身份，男人在她们那里再计较一个社会身份就是在欺负她们，郑贵妃的话里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反正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左右倒右手地绕来绕去挣那么一点钱，最后不管是花钱的还是丢面儿的都是自己家里人，何必闹得如此大动干戈？
被郑贵妃那么似骂实讽地一宽慰，郑国泰也渐渐平静下来了，他头还是不敢抬，声音却比方才风风火火地进殿一跪时镇静了一些，
“此事事关今明两岁京师白粮供给，臣唯恐上下推脱，贻误要事，故而未得与永年伯与武清侯商议，便先自作主张，孤身前来禀明皇上。”
朱翊钧微微偏过头，目光不自觉地落在那盘被郑贵妃吃过一块的十孔莲藕上。
观察郑国泰的言语神态，恐怕其言不虚，若是事关京城的漕运出了大问题，第一个被波及的并非是用作京官俸禄的白粮，而是各个地方通过内河水路运输给宫中的贡品。
即使自己像原本的万历皇帝一样不上朝，把实际事务都丢给底下人，但是宫中的贡品一断，自己肯定立刻会有所感知。
京官俸禄尚且能到处腾挪拆借，可这贡品却是丝毫打不得折扣，正因如此，郑国泰才分毫不敢怠慢，刚一发现问题，就第一时间向自己禀报。
却不是因为自己比万历皇帝更加知人善用，而是这种对上不对下的封建体制致使郑国泰害怕后续窟窿他一个人堵不上，干脆把责任原封不动地推还给自己。
“漕运出的大事无非也就那几桩。”
朱翊钧转回头，波澜不惊地开口道，
“甚么事能教你这般紧张？”
郑国泰忙又叩头道，
“皇上，不好了，臣听说，那大运河上的百万漕工要纠集生乱了！”
此言一出，朱翊钧却不意外，倒是郑贵妃蓦地一惊，
“此话当真？”
郑国泰的声音中又带上了些许哽咽，
“千真万确！”
朱翊钧觉得郑国泰的用词有些蹊跷，他用“生乱”不用“造反”，明显是意带维护，古人总是将“百姓纠集”和“意图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