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成稻子或烂米？不可能啊！通州的粮官再如何贪墨，也不可能将白粮直接没去七八成，这也太明目张胆了！”
徐应元神秘兮兮地笑道，
“对了，你自个儿去过通州你就明白了罢？粮官验粮，那本来就是有进项的，谁会傻到放着这么一个肥差不去当，反倒去动要送给京官的白粮？”
“我告诉你罢，苏若霖看到的那批粮，就是专门发给咱们内官的，你想想，既定的四斗米里面，三斗半是稻子和烂米，那这三斗半的白粮，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魏忠贤脱口即道，
“那肯定是被经手的人转卖去宫外了呗，咳，宫中地位高的大太监，有权有势又有对食，根本不在乎这每月的四斗米，也不会为了这每月四斗米去得罪内府供用库的掌印。”
“而像咱们这样的小阉呢，人微言轻，即使知道短了三斗半米，也碍于大珰或者本管太监而不敢指出其中猫腻，这经手的人赚的就是这么一个欺上瞒下的钱，那苏若霖告诉你这个干啥？想让我去跟皇爷说？可这没有证据，我说了皇爷也未必会相信啊。”
魏忠贤这里倒不是对朱翊钧没信心，因为他并不了解朱翊钧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好人，他是本着封建时代特有的草民思想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老魏在这方面特别庸俗，他觉得人费劲巴力地爬到高位然后欺负比自己地位低下的弱者是一件相当稀松平常的事，就像每天天一亮，太阳就要升到空中那么朴素而恒定。
至于朱翊钧所崇尚的那些关乎平等尊重的现代人道理，魏忠贤是根本不可能相信的，因为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高位者往下看都是笑脸，低位者往上看都是屁股”的，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思想的环境。
就比如说倒卖内官应得白粮这件事罢，倘或是朱翊钧处在魏忠贤这个位置上，他一定会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内官的全体利益而抗争。
而魏忠贤就不一样了，他会觉得人家张明在宫里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了，又是伺候贵妃，又是伺候皇帝的，好不容易升到掌印太监了，买卖白粮赚点外快那不是天经地义吗？
而且这内官食米又不是外廷税收，税收是该用在百姓身上的，而白粮是皇爷赐给自家奴婢们的，倘或你看不惯内府供用库掌印倒卖食米，那你自己就先努力升到内府供用库掌印，不就可以改变这种不公平的规则了吗？
倘或你升不到内府供用库掌印，那你不就是眼红人家有特权吗？张明再不好也是皇帝提拔的掌印，就算要罢黜他，也应该是皇爷做主，你一个小阉瞎操甚么心，难道还用得着你来教主子们做事？
魏忠贤内心的深层逻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不得不说，九千岁虽然没文化，不懂甚么是阳明心学，也没听过甚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他却是真正地做到了“知行合一”，在卑下时伏低做小奉承巴结，在得势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落败之后痛饮自尽毫无怨言。
所以现代人朱翊钧是不会因此去责怪魏忠贤的，老魏就是这么点觉悟，他二十岁时是这么个觉悟，五十九岁的时候也还是这么个觉悟，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所认可的价值观，搁现代他也能成个人物。
同样道理，徐应元也不会用他们两个都不信的价值观去为难魏忠贤，他觉得同样不识字的张明是他的人生楷模，成功典范，只要假以时日，他也能跟张明一样坐收好处，他怎么会去告发未来的自己？
“我的意思是，宫里同样有许多人不想改革漕运，不是说白粮走海运了不好，问题是这一件事里只要有一个环节它一变动，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譬如说，你知道这些白粮它卖出宫后，都去了哪里吗？”
徐应元压低声音道，
“正是去的辽东九边。”
魏忠贤吃惊道，
“听说九边年年耗费军饷百万，又有开中商人输纳物资，为何还要另外购买宫中倒卖出去的白粮？”
徐应元道，
“是啊，所以我说这件事它就透着一股子邪乎劲儿，九边每年花朝廷那么多钱，且朝廷对九边的军费投入是年年递增，绝不至于缺粮缺到了如此地步。”
“后来苏若霖跟我一琢磨罢，我就觉得啊，这‘九边缺粮’的这个概念，它说不定是假的。”
魏忠贤奇道，
“咋成假的了呢？”
徐应元道，
“这就好比那个南京秦淮河啊——这回我可以用这个比方了——大家都说那南京秦淮河十六楼的官妓色艺俱佳，能和文人举子吟诗作对而不落下风，但是实际上呢，我敢说大明的大部分男人都没去过秦淮河，我也不说秦淮河了，去过南京的都是极少数人，可那秦淮河的名声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不就是文人举子写的几首酸诗酸词弄出来的吗？那秦淮河的婊子真比其他地方的好看那么多吗？我觉得没那么夸张，那么九边缺粮也该是这个道理，其实皇爷和咱们都没去过九边，缺不缺粮都是从奏疏上看来的，只要外朝内廷都说九边缺粮，那谁又会说九边不缺呢？”
魏忠贤道，
“因此你们的猜测是，宫中白粮倒卖，实则是边将贿赂内臣的一种手段，高价买粮，为的是内臣继续能从内廷施以援手，让皇爷确信九边的确缺粮，不得不年年增加军饷，以保边境稳定。”
徐应元道，
“对，我跟苏若霖觉着大概是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