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夕阳将殿内分割为光明与晦暗的两界。
皇帝的脸就恰好埋在这阴阳两界的交界处，看上去一片昏黄一片惨淡。
张诚知道皇帝是被马政的败坏程度气着了。
其实马政究竟坏到怎样一种程度倒不要紧，要紧的是皇帝已然知道马政是这样的坏，坏得皇帝不得不下令采取一些制裁手段。
这时候张诚心里还没有把朱翊钧的话当成一件大事去理解，他将皇帝生气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少了马就练不成禁军了”，
“皇爷莫要动气，近两年水旱灾患不断，朝廷屡次蠲赈，六部入不敷出，都去找太仆寺拆借，太仆寺夹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
张诚将手中的奏疏轻轻地搁在御案上，小心地向朱翊钧出着主意，
“皇爷要好马，底下人哪里会有不应的？大不了奴婢再让张鲸去一趟山西，晋商里头会养蒙古马的可不少。”
“至于京畿的马贩，那更是容易，只要皇爷一声令下，厂卫自能为皇爷解忧……”
朱翊钧打断道，
“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
朱翊钧对于此处的“标”和“本”分辨得是很清楚的。
这些倚靠着太仆寺和“势要之家”大发百姓横财的京畿马贩在现代有一个更立体化的别称，即“临时工”，一个官僚衙门的“编外人员”。
从刚才与徐泰时的对话就可以看出，一个衙门接纳“临时工”是很合算的。
官员的俸禄由朝廷决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
徐泰时能那么坦然地向皇帝道尽马政利弊，就是因为他作为正式官员，在这种体制内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朱翊钧现在可用的几个最为简单快速的处理方法，恰恰是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一个法子便是像张诚说的这样捕杀京畿马贩，引进晋商胡马。
但是这定然不能长久。
太仆寺有的种种猫腻，司礼监和东厂未必就没有。
即使司礼监和东厂从生理上提高了“成为宦官”的准入门槛，但是“临时工”这一群体本身就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准入门槛的存在。
到头来，最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些盘剥百姓的马贩的后台倚仗从太仆寺变成了司礼监。
原来马贩要交给太仆寺的好处费，变成了司礼监和东厂一项灰色收入。
或者更糟，司礼监和东厂多了一项收入，太仆寺的好处也没少。
反正晋商比解俵的百姓有钱，一样是待宰的牛羊，养马晋商这批牛羊比解俵百姓还要肥上一层，足够供两个衙门的官僚吃饱喝足了。
到时买马的钱花下去了，马却还是没买来，太仆寺和司礼监互相推卸责任，他朱翊钧难道要拿养马晋商开刀吗？
因此朱翊钧不得不对张诚存着点儿疑心。
即使要改买晋商胡马，这买马的钱也大抵都是百姓缴纳上来的折色俵银。
万一太监们和太仆寺相互勾结，哄着自己下令取消了解俵，全部改征折色，那不就等于又加重了百姓的一项负担、多赋予了官僚一样敛财名目？
而且即使今日成功地将京畿马贩全部捕杀殆尽，不代表这一“马政临时工”群体改日就不会卷土重来了。
依照朱翊钧在现代的经验推断，这些京畿马贩为了获得能征敛百姓的机会，一开始也定是向太仆寺的在编官员付出过一笔“保护费”的。
太仆寺官员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为了收取手中权力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同时又不愿受到上边的怪罪，便发展出了这样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
他们将征敛的特权外包给临时工，收取一笔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完成了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之后，便将皇帝追责的责任也同时转移到了这些临时工身上。
当然，朱翊钧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调换官员。
但是这个方法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
倘或教人以为徐泰时是因为向皇帝说了实话才被调离太仆寺的，那往后还有谁敢向皇帝说实话呢？
历史上崇祯皇帝吃了革职韩一良的哑巴亏，使得崇祯皇帝后来变相地成了一个“聋子”，朱翊钧自然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辙。
徐泰时敢对皇帝说实话，就说明他已经算准了皇帝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去彻底根除“马政临时工”的寻租空间。
即便朱翊钧手中有帝王专属的无限特权，可以没有任何副作用地去打杀马贩、调换官员，但是打杀了、调换了之后呢？
只要百姓、商贩是一群任人宰割、敲诈的牛羊，只要俵马一事上能有官员的寻租特权，那么无论皇帝用甚么机构去取代太仆寺，也永远会有下一批“临时工”的诞生。
即使朱翊钧采用第三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选择相信徐泰时，让徐泰时去清理裁撤那批临时工，得到的也定是一样的、无能为力的回答。
因为如果纯粹从官僚个人的眼前利益考虑，增添临时工有利，削减临时工有害。
那些京畿马贩为了谋求这些美差，不知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去上下打点、疏通关系。
这是人家一生事业的重大投资，指望将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资，难道还能凭他徐泰时一个小小的太仆寺少卿说两句话就不算了？
这就相当于没收土地搞土改，如果非要没收，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