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努尔哈齐努力收编归顺部落之时，朱翊钧正坐在坤宁宫中，十分认真地盘算着那建造潞王府时省下来的三十万两银子该怎么花。
时至仲夏，紫禁城天穹澄明，廊外庭中的蓬蓬翠树郁郁如盖，遮去了一片始之萌发的燥闷。
朱翊钧端坐在坤宁宫殿中，坐榻旁的躺柜上摆着一盘冰湃杨梅，盘中红果一枚枚水盈滚圆，萦绕着白气丝丝，在雕蟠螭纹八角形玉盘中摞成了一座朱砂山子。
他的对面一左一右分别坐着永年伯王伟与郑国泰，王伟正拿着一份奏疏，认认真真地向他的皇帝女婿禀报漕运改海运的私下招商结果。
而郑国泰却恭谨地垂着头，一言不发地同皇帝一起听着王伟的汇报。
“……最后一位，是定国公徐文壁。”
王伟抬起头来，有些诚惶诚恐地道，
“定国公乃皇上之班首重臣，嗣爵年久，又有俺答封贡之功，臣以为其之可靠。”
徐文壁的加入其实是朱翊钧的意料之内。
明朝的开国六公爵，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之中，只有魏国公徐达一家一直传承到了明末。
其余五家不是被废黜削爵就是被论罪清算，只有徐达一直小心谨慎，使得后代子孙保全善终。
至于徐文壁的“定国公”，实则是徐达魏国公爵位的另一支衍生。
原来徐达去世后，朱元璋令其长子徐辉祖承袭“魏国公”之爵。
而徐达的另一子，也就是后来的第一代定国公徐增寿是徐达的第四子，本来并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魏国公爵位。
谁知在建文皇帝继位后，这两兄弟恰好碰到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
徐增寿当时倒向了燕王一系，并且成为了朱棣在南京城中最重要的内线之一。
虽然后来徐增寿暴露了身份，被建文帝所杀，但等到朱棣进城登基以后，为了表彰徐增寿对燕王一系的忠诚和贡献，便追封其为定国公，世袭罔替，令其子徐景昌继嗣。
而徐辉祖是站在建文帝这边的，朱棣一方面出于人心考虑，另一方面顾念徐达的功绩和他兄弟徐增寿的拥戴之功，所以仍然保留徐辉祖的魏国公爵位。
于是徐达一门就有了魏国公和定国公两个爵位，后来定国公一脉跟随朱棣迁都到了北京，而魏国公徐辉祖一脉则继续留在南京。
历史上这两支仅存的大明开国公爵之后都一直传承到明末，定国公徐允祯为李自成的大顺军所杀，魏国公徐胤爵在清军进入南京之后剃发降清。
“他家一门两国公，徐文壁名下良田五百顷，食禄二千五百石，拿出些钱来投资海运倒也不算甚么。”
朱翊钧笑了一笑，伸手一指身旁的那盘杨梅，道，
“岳丈念了大半晌的奏疏，先吃几颗杨梅解解渴罢，苏泂有一首诗，‘不羡南州锦荔枝，鹤头猩血正红滋’，写得很得这个形象。”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皇帝的几个有名后妃的父亲在历史上的形象并不差。
和崇祯皇帝那个面对皇帝女婿要求“助饷”而硬是一毛不拔的老丈人周奎比起来，王伟已然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了。
由于朱翊钧是现代人，他心里总还是将“万历皇帝的岳父”当作“皇帝的长辈”，而不是一个普通臣子来对待。
其实朱翊钧也知道，历史上真正的“皇帝女婿”绝不会对自己的岳父那么尊敬。
当年伪满覆灭后，溥仪和他那一大家子人在准备逃亡日本的途中，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
当溥仪被当作战犯被转移到伯力收容所时，失去了奴仆的他，依旧十指不沾阳春水，任由他的弟弟、妹夫和岳父照料服侍他。
溥仪的岳丈郭布罗·荣源依然以“臣子之礼”对待他那个已经沦为战犯的“皇帝女婿”。
除了依然每日跪地请安外，当时已经六十一岁的荣源还天天主动去帮溥仪叠被子、洗衣服、打扫房间，甚至是端饭。
末代皇帝尚且如此，何况万历皇帝已亲自临朝执政，权势如日中天，实际上并没有对自己岳丈这般客气的必要。
但是朱翊钧比较讲礼貌，他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讲一样的现代礼貌，断没有到王伟这儿就突然变得恶声大气的道理。
王伟也比崇祯时期的周奎认得清形势，眼见皇帝垂问关心，忙站起身行礼道，
“不必，不必，方才来时，臣已然吃过茶了，何况这杨梅是南方贡品，价值不菲，臣不敢耗费。”
朱翊钧收回了手，笑道，
“苏东坡尝云，‘闽广荔枝何物可对？或对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也’，此乃文人雅趣，岳丈不必过于矜持拘谨。”
“再说，只要能顺利开了海运，这杨梅往后便也不再有那么金贵，岳丈现时即便多吃上几颗，要按长远来算，也不算甚么了不起的奢侈。”
这句话是朱翊钧根据他在现代的生活经验说出来的。
在他的构想里，“海运”就近似于现代发达的铁路系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百姓对于“物流运送”的徭役负担。
而这句话到了古代人王伟耳朵里，却不亚于千钧重担，让人无法拒绝那九五至尊的“恩重如山”。
王伟只得应道，
“是，是，皇上说得是。”
朱翊钧又道，
“只是朕方才听岳丈念那买扑之人的名单，怎么一溜全是勋戚，连一个涉足海贸生意的普通商人都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