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后怕，如果不是偶然的原因让我逃跑，恐怕赵正豹真要扣押我呢。
我总是在想，什么叫巧合，什么叫必然？
假如，有一万个蒙面的人站在你面前，你拿着枪乱开枪，杀了九千九百九十个，剩下的十个人会说：“你为什么一个人也不杀？你根本杀不了人！哈哈，没人能杀我，我是幸运的天选之人。”好吧，你继续杀，但仍有活着的人高喊自己是幸运的。如果他死了，那么还是没人说他是不幸的——事实上，这样一切都不存在了——我没杀人，因为我把人杀完了。
你觉得这不是“必然”的，因为太“巧合”。只有巧合的人能活下来，或者巧合的事情才能被记住，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都是巧合的，连“必然”也是巧合的。如果我不是巧合的，现在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同你说话？你为什么看我写的回忆录而不是看别人的回忆录？如果你不和我说话，不看我的回忆录，那这件事怎么会存在呢？因此万物只有“巧合”，没有“必然”。
我的一切经历都很传奇，我通常把这事解释成巧合。但我是必然的我，而必然的我为什么是如此巧合？
我想了好久，可以用大明彩票的例子来解释，我说的是理论上的大明彩票，不是内廷控制的有猫腻的大明彩票。彩票发行一亿张，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炮灰，有一个幸运儿。幸运儿是随机的、偶然的，但对这一亿人确是确定的、必然的。如果你可以跳出渺小的自我，把自己当成这一亿人，那么你就必然地得到这幸运的彩票。
假如不是我写这段历史，而是别人写，你也会怀疑他作假，任何一个人写这段历史你也会怀疑他——但你要明白，总会有人活下来告诉你这个历史，如果没人告诉你历史，你也不会知道没人告诉你历史。
后来，当我们逃出包围后，当那些禁军这样问我的时候，我的回答就是上面的话。
我说：“不是我们幸运，而是不幸运的我们已经死了。我记得一本书，把这叫做‘幸存者悖论’。”
我继续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跟着我安全地回到京城，每一个人都会。如果你们死了，你们也不用担心，因为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你们每个人都会跟着我安全地回到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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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军派出了他们仅存的骑兵趁着夜晚对我们发动进攻。
值班禁军警卫都装备着能够夜视的望远镜，我们有着充足的弹药，他们的人马还没看见我们死个精光。
从望远镜中看到，他们也远远地望着我们，就地扎营，等待天明。
天亮了，他们的人更多了，步兵也来了，把小村子围成了一个大圈。
我们也把冲锋枪架成一个圈，脚下是堆叠的子弹。装甲车上还有几挺更大的机关枪，旋转的枪管上有十个枪口，一分钟可以射出一千发子弹。
远远地有人喊话：“总督大人命令你们立即回到保定城里，否则格杀勿论！”
王玉泉拿着大喇叭，用更大的声音喊：“畜生！有种自己来抓，看我把你们全部杀光！”
对面显然被激怒了。他们不敢想象这区区一百人敢对他们几千人说这样的话。
那群骑兵挥舞着旗帜冲了过来，步兵也在他们身后玩命地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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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边开枪了，对方一排排倒下去。
尤其是那几挺大机关枪，他们的子弹都是特殊的大子弹，而且一下可以打一弹药箱的子弹，都不用换弹匣。
机关枪的子弹打在对方的身上，直接把人体打爆，就像打爆一个西瓜，红色的液体四溅。
一颗子弹就打穿一路，机关枪手左右摇晃着机关枪，一大片都被打成肉泥。
对方发现火力太猛，掉头就跑。
禁军依然把逃跑的两河军打成肉泥。
暂时平稳了。
对方退到了我们打不到的地方，我们这边也整理弹药。
我说：“要突围吗？”
张康宁说：“突围？那要看对方心情。对方铁了心要杀我们，这三十辆车绝对跑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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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远方又有大批的人出现了。
这次不是两河军，而是一群老弱病残的百姓！那些人相互扶持着，一步一步走向我们。
后面军人不停地抽打他们。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他妈一个好人！
什么赵正豹，什么朱鸿华、朱鸿风，什么刘兴朝、李飞羽，什么李永福、赵光信，没他妈一个好人！
好人都一个一个死光了，活下来的都是坏人，坏人继续生坏人，坏人继续杀坏人——另一种“幸存者悖论”。
这群饿得只能走路的人一步一步走向我们，他们后面跟着两河军。
王玉泉下令：“开火。”
一圈机枪pēn_shè出无尽的子弹，那些人成片地倒下。
没打死的继续挣扎起来，继续一步一步挪动，直到被打死。
一个月前的“第一次保定战役”让我心惊，那时我看到了河北军扫射被皇家陆军裹挟的百姓。
不过那时是别人的决定，是别人杀别人，而这次是我的决定，我的行为，我的责任。
我甚至想到，说不定那些百姓还有我老家的人，甚至是我认识的人。
我杀他们，这是罪孽；我不杀他们，两河军就会杀我们！
我思索着这个可怕的、两难的想法，而包围圈的尸体越来越高，就像一个防御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