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王礼说车都一样，他怎么记得住。
一方面来说，王礼态度的确有点不太认真。
另一方面，若从理解王礼的方面去考虑，王礼新来，车队没有任何的的标识物，王礼认不出来很正常。
因为重要人物（指李孟羲）所在地没有显眼的标识物，所以新来的传令兵王礼一时记不住李孟羲的车驾。
既然王礼记不住，日后军队规模扩大，人更多，行军队伍更长，新人会越来越多，新人找人的情况也会很多，就更不好找。
平日也就算了，万一战况危急，人马混乱的，关键时刻找不到人岂不麻烦。
找不到李孟羲也就算了，李孟羲在战前商议军策还能有点作用，打起来就帮不上什么忙了。
万一，刘备关羽等人，关键时刻没于人群之中，找不到咋办。
一般来说，刘备关羽这俩主将都有马骑在马上别人远远的就能看到他们，很显眼。
那还有特殊情况呢，比如夜里，比如大雾天，比如刘备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腿，暂时骑不了马，又该如何？
所以，李孟羲因为少年王礼说其认不出一辆普普通通的马车而由此想到，现在军中缺少一些用于标识的旗帜。
军中旗帜不多，最大的一面“刘”字大旗，在刘备的中军，此为帅旗，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像样的旗帜。
剩下的小旗帜，大多是缴获的武器上带的小旗，即汉朝正规武备中十人队百人队用的朱雀旗，玄武旗之类的。
通常，刘备的帅旗被乡勇们扛着，走在中军最前列，领着众多民夫赶路，而刘备身旁往往没有旗帜。
因为刘备没有旗子，李孟羲再一回想，有时扎营之后去中军大营找刘备，要是刘备没在大帐里呆着，得好一会儿才能找到人。
从李孟羲的角度来说，李孟羲的时间其实挺宝贵的，每一点时间，都能做很多事，要是因为找人，每次都浪费个三五分钟时间，日积月累，好多时光就被虚度了。
按李孟羲所想，刘备是全军最重要的人物，很多事都要找到刘备让刘备拿决定，刘备身边应该时刻跟着一个掌旗官，举着长长的一杆旗子，以使要找他的人，一眼就能看到他在哪。
不仅如此，其他各部也需要旗帜用于标识和方便管理。
医师营需要一面旗帜，不仅方便新人王礼去找人，日后势必会一直有新兵入军，万一发生跟今天一样的事，当人手不够，只能让新兵们抬着伤员赶紧去送到医师营，要是没有标识性的旗帜，新兵们跑到辎重营，望着满眼的车马，就不知该往哪走了。
而要是医师营，更确切的瞬说军医田卜的那辆放草药，酒精，还有清水等物的车上别一杆长长的旗帜，让新兵们把伤员抬回去的时候，只用顺便跟新兵们说一下，抬到见到旗子的地方去就行。
如此，新兵虽不识路，但一眼能看到旗子。
要是再规范一点，各部用不同颜色的旗子，比如只有医师营用红布做旗，让新兵抬着伤员往后军去送，交代一句送到有红旗的地方，这样，新兵们就断然不会找错地方，找到木匠营之类的地方了。
除了医师营，木匠营既然已经是军中较为特殊的一部分了，也该有旗帜。
尤其是匠营副官鲁犁所在的地方，有了醒目的旗帜，李孟羲找人也能快那么十几秒。
还有妇孺营也需要一面旗帜，辎重营有一个人重要性仅次于刘关张和李孟羲，这人就是那个古板的毫无存在感的的辎重营的百夫长，掌管着军中所有粮草辎重。
百夫长所在之处，也应旗帜鲜明。
想到这里，李孟羲突然记起，好像之前在文安县城借城池练兵之时，就思考过有关旗帜的应用事项。
当时想出了一些什么东西来着，李孟羲挠头。
索性不想了，李孟羲从车上翻出竹简，然后打眼一扫，找到了。
当时从守城方的角度考虑，认为守城应该井井有条，应该有旗帜来区分和标记每一个小队应该防守的区域。
当时想到，若是敌军在某一处攻的甚急，眼看要失守，这时城上的守军该如何向城内传递消息？
派传令兵下去求援就太难了，城墙上挤的都是人，传令兵往下跑，会让城头更混乱，而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城墙那么长，传令兵得好久才能跑下去。
所以当时李孟羲想到的是，用旗子来传达危急军情，哪一段城墙上快挡不住了，有负责该段城墙的伯长决定是不是要请求援兵，若需要求援，就把事先准备的红色军旗举起来，朝城中挥舞，城中见了红旗求援，立刻派人上城。
当时还想到，旗子上应该写着编号，省的多处城墙求援，援兵上了城，见了数面红旗，顿时傻眼了，不知该支援哪里，支援错地方就等于没有支援。
所以，在旗帜上应从一，二，三，四等数字往后排，在旗上写编号。
城中统帅见哪个小队挥了红旗，比如四队求援了，就派一队人去支援四队。
由此还有另一个问题，士兵们天南地北的，四和十分不清咋办，听错咋办。
为了进一步避免失误，李孟羲当时认为，可以不用数字，用天干地支，或者用十二生肖画在旗面上以做区分。
用红旗来当做求援信号，这很好，但万一下雨，旗面都展不开了，城要是大一点儿，旗不展开，乱晃，在城中看来，跟一杆枪在晃一模一样，就看不见求援的旗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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