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票制度或许能实行的。
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可以相互共存，李孟羲是这么认为的。
百姓所需的生活物资，粮食是一个大项，布匹，主要是麻布，也是一个大项，还有，盐，也是生活必须，接着，就是紧缺的肉类了。
至于丝绸之类的奢侈品，百姓哪里买得起，因此丝绸就不用用物票来限制购买了。
谁要是有钱，想买丝绸铺路去，那就买，你买丝绸铺路，对百姓有啥影响。
而要是，有混账想把市面上所有麻布买走，想给城墙穿件衣服，这就不行。
你把麻布买走了，百姓就买不到布做衣服了。
所以，物票制度，应该实行在与百姓生活联系紧密的物资上，比如麻布，比如猪肉之类的。
而且，李孟羲突然还发现，物票制度，还可以很好的控制物价。
怎么说呢，如果，想让所有百姓都能买的到猪肉，那么百姓钱少，肉贵了买不起的。
此时，官府如果有能力，能大量养猪，如果想做公益，把猪肉只卖成本价，卖的价钱很低，这样所有人就能吃到肉了。
可是，肉价压那么低，低到底层百姓逢年过节都能买几两肉的程度，肉价虽低了，要是没有限制，那么，有钱人就更能把肉全给买走了，百姓还是一口肉吃不上。
此时，就凸现出物票制度的作用了。
官府的肉，一分钱不挣，只卖成本价，肉价极便宜，但是，想买肉，得凭肉票。
而肉票，是官府统一按人头分给家家户户的。
如此，就可以保证，泽及所有人。
假设，十万人的城市，按人头，人均半斤肉。
十万人，则需五万斤猪肉。
一头猪，宰之，可得肉一百二十五斤，（一百二十五斤的猪，和现代猪厂里普遍二三百斤的猪相比，小很多了。考虑到古代猪种问题，和饲料问题，古代一头猪宰得一百二十五斤肉，大概合适。）
一头猪可宰得猪肉一百二十五斤，五万斤猪肉，则所需宰猪，四百头。
四百头猪，什么概念呢。
如果官府负责来养，统一养四百头猪，不是大问题。
由此算得，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是能做到让所有人逢年过节都吃上肉的，关键在于，食利阶层愿不愿意让利而已。
纵是百万人口，逢年过节，每人发一斤肉，官府也完全可以做到的，不会有多大的财政压力。
李孟羲想养猪了。
李孟羲抽了抽鼻子。
别人养猪，不知道阉割技术，因此，猪长得慢不说，猪肉腥臊味儿很重。
李孟羲知道如何阉猪，他养的猪，长得比别人的猪快上三分之一，且猪肉品质绝佳。
而且，古人就算知道如何把不同的猪种通过杂交，培育出生长更快，肉质更佳的猪种的方法，但是，古人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育种。
为何？
因为中国古代不重视技术，育种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首先，普查全国各地的猪种，需要人力物力支持吧，其次，从全国各地，把不同猪种，集中到一起，也需要人力物力支持。
然后，假设，有八种原生猪种，性状各不相同。
有的猪长得快，但是长不大；有的猪能长很大，但是长不快；有的猪肉质鲜美；有的猪不容易生病。
那么，如何培育出长得快，能长得大，并且肉质鲜美不容易生病的猪呢。
可用杂交法。
几个个体之间的杂交可以轻松完成，然而，要把育种成果大规模应用，如果想有大批的长得快，肉质好，不容易生病的优质猪种，就得同时大量育种。
大批量育种，少说，每个种群，得有两百头猪吧。
然后，饲养这两百头猪，如果不是家底雄厚，古代谁有能力养这么多。
接着，就是八类猪种之间的杂交。
按比例，八类猪种，可以有8x7处以二，有28个二代杂交猪种。
八类猪种，假设每个猪种规模是两百头，就是一千六百头猪。
要给多达一千六百头猪配种，工作量大极了。
若是没有官方力量支持，纵然有一个天才知道育种技术，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完成这项工作的。
生物课学到的东西，还记得的不多了。
育种方法，好像就是可以通过杂交改良。
八个猪种，杂交一次之后，产生了而是八种二代猪种。
然后，就在这二十八种二代猪种中，排除长得慢的，排除肉质差的（或许不用排除，古代对肉质没那么高的要求，有肉吃就是好日子了。）然后，从二十八个二代猪种之中，挑选出长得最快，不容易生病的猪，挑出最优的十个品种。
接着，开始第三代杂交。
十个二代品种，可以有多少种杂交组合呢，是10x9除以2，四十五个组合。
三代杂交猪种，组合四十五个。
而且，此时会产生性状分离了。
在这四十五个三代品种中，继续挑选，选出生长速度最快的猪种。
如果运气好，在第三代杂交种中，就能碰到生长速度抗病能力比初代猪高一截的猪种。
如果三代杂交猪，还是不令人满意，那就继续杂交。
至第四代，第五代。
猪类的生长速度，小猪从幼崽到拥有生育能力，需要一年时间。
也就是说，从一代猪，到二代杂交猪，需要一年时间，二代杂交，到三代杂交，又需要一年时间，三代到四代，四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