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敌之策，曹操比较喜欢用。
草原上，游牧民族也喜欢用。
游牧民族的骑兵攻坚能力不行，于是，就不停的骚扰农耕文明的步兵方阵，一天若其阵型不乱，那就两天，若两天还不乱，那就持续骚扰三天。
当农耕文明的步兵被骚扰的精疲力尽的时候，此时，游牧民族的骑兵就一波冲锋把人给带走了。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用兵的原则，将接受国君的命令，召集人马组建军队，在难于通行之地不要驻扎，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要与四邻结交，在难以生存的地区不要停留，要赶快通过，在四周有险阻容易被包围的地区要精于谋划，误入死地则须坚决作战。有的道路不要走，有些敌军不要攻，有些城池不要占，有些地域不要争，君主的某些命令也可以不接受。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是孙武所认为的，应当给统帅以足够的指挥权。
古代不同于现代，古代通信手段落后，后方难以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此时，君王想对前方下达什么命令，很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哪怕到了二十世纪，有电报，有电话，有电台等各种通讯手段，后方将领对一线阵地的瞎指挥依然致命，很可能就会闹出“把机枪左移五米这种笑话。”
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一线将领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能命令一下来，就死守后方来的军令。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所以，若是为将者能精通所有为将者的利害，就能真正懂得用兵，而非是只懂得战斗。
只懂得战斗，顶多为千夫长，懂得战略，或可为一方大将。
但是，懂战略，若是不懂政治，则不可为可托付国事的国之栋梁之将。
就比如关羽，关羽有万夫不当之勇，再加上，其人深通兵略，熟读兵书。
按说，让关羽守荆州，万无一失吧。
可结果如何，关羽在政治上，少了一点圆滑，为人又狂傲，结果，恶了孙权。
最后，关羽不就大意失荆州，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
可见，为将者懂得政治是何等的重要。
若不懂政治，真个就是武夫而已。
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将领如果不能深切的知道地理，那么只能懂地形，而不能利用地形。
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将领。
所以将帅精通“九变”的具体运用，就是真懂得用兵了；将帅不精通“九变”的具体运用，就算熟悉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利。指挥作战如果不懂“九变”的方法，即使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智慧明达的将帅考虑问题，必然把利与害一起权衡。
这便是逆向思考的要求了，和敌人作战，即能知道何处是有利地形，又能知道何处是绝地。
这样，当便寻战场，发现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地形之时，就知道哪里的地形是劣势地形，于是，就能权衡利弊，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了。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在考虑不利条件时，同时考虑有利条件，大事就能顺利进行；在看到有利因素时同时考虑到不利因素，祸患就可以排除。因此，用最另人头痛的事去使敌国屈服，用复杂的事变去使敌国穷于应付，以利益为钓饵引诱敌国疲于奔命。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所以用兵的原则是：不抱敌人不会来的侥幸心理，而要依靠我方有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抱敌人不会攻击的侥幸心理，而要依靠我方坚不可摧的防御，不会被战胜。
此谓之，有备，方能无患。
伟人也曾说过，在心理上藐视敌人，在战略上重视敌人。
心理上藐视敌人，就不会恐惧敌人了，战略上重视敌人，就不会因为大意而被敌军所趁。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所以，将领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坚持死拼硬打，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临阵畏缩，贪生怕死，则可能被俘；性情暴躁易怒，可能受敌轻侮而失去理智；过分洁身自好，珍惜声名，可能会被羞辱引发冲动；由于爱护民众，受不了敌方的扰民行动而不能采取相应的对敌行动。所有这五种情况，都是将领最容易有的过失，是用兵的灾难。军队覆没，将领牺牲，必定是因为这五种危害，因此一定要认识到这五种危害的严重性。
原来，懂得排兵布阵，只是为将者的基本要求。
何为将，统兵之人也。
既然为将者是统兵之人，那么，知晓战术，知晓各类阵型，便是基本功。
而后，再懂得一些后勤方面的知识，便勉强可以成为一路军队偏主将了。
而若是再懂得一点地形的知识，就可以当做一个合格的偏将了。
如果，能懂得更多的地理，知道何处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