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8日，承德市群众在“抗日英雄无字碑”前举行隆重集会，纪念国耻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周年.
白书杰代表热河省抗日**政府、热河警备司令部发必要讲话，再一次重申了“努力工作”、“勿忘国耻”、“还我河山”三个主题。
与此同时，白书杰向全民族发出号召：“方今天下，敌势凶凶，各政党、各团体应放弃自己的偏见，联起手来对抗侵略者。敦促南方政府顺应**，放弃一切苟安求和的幻想，团结全国民众，准备应对侵略。”
《承德前线日报》采用通栏大标题，全文刊载了白书杰的长篇讲话，并且在热河、平津地区免费散发。电信局也采用明码电报，反复发出全文。
对于白书杰的这一次讲话，有心人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每一年纪念“九一八事变”的群众集会，白书杰最后的号召，都是“团结起来，准备打仗！”过去的整个讲话从头到尾，都是杀气腾腾，让人不寒而栗。
但是，这一次的讲话，白书杰破天荒的没有提“准备打仗”这四个字，反而在第一个问题上，强调是“努力工作，振兴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大谈“各方势力联起手来，共同面对侵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协商，不要劳民伤财打来打去，让老百姓受苦，让渔人得利。
还有，白书杰第一次使用“南方政府”代替原来的“南方卖国政府”，也没说南方政府卖国，而是采用了“放弃苟安求和”的说法。
种种迹象表明，白书杰最近好像没有准备打仗，准备转回头大搞经济建设，看样子是要当“和事佬”和“和平人士”了！
可惜这个时候还没有“诺贝尔和平奖”，不然的话，小鬼子都有可能出面给白书杰申请一个回来。只要能够把“支那魔鬼”转变为“和平人士”，其实人家小鬼子真的啥都愿意干。
“一篇耐人寻味的讲话！”
这是伪满洲国的《奉天观察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标题。评论认为：承德方面发表了一篇强烈释放和平意味的讲话！由此可见，热河叛逆经过若干年头破血流的经验教训，终于明白了“和平”的真谛，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篇评论最后表示：“我们高兴看到热河方面释放的诚意，我们更高兴热河方面参与到构建日满共荣的大家庭里来，我们坚信这个日子为期不远。时间必将表明，我们的良好愿望是值得期待的，也更愿意乐见其成。”
这一次，南方政府的舆论喉舌没有吱声儿，其它势力没有表态。就剩下伪满洲国那边喜气洋洋。
白书杰的一篇讲话，引起各方猜测的同时，历史又被拉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1936年9月18日下午，小鬼子开始在丰台施加压力。
二十九军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外出演习归营时，行至火车站前的正阳大街，迎面遇见了打靶回来的日军嘉田大队穗积的队伍，狭路相逢，各不相让。
穗积部下的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入孙香亭的连队，踏伤士兵。孙部士兵气愤难忍，便用枪托袭击马背，日军便散开队形，将孙香亭连包围。孙连长据理交涉时，反被日军掳走。
这时，日本兵营听到消息后，立即由大队长率步兵赶到现场，又将二十九军营部包围。
日军驻北平的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电报后，率步兵数百人，分乘装甲车、汽车飞奔丰台。行至大井村附近，与二十九军的一个连发生冲突，该连亦被日军包围。
晚7点以后，驻丰台的二十九军被分割三处，相互之间失去联络。敌我双方对峙一整夜，战事一触即发。
宋哲元得报后，急派人同日方代表现场调查，会商解决办法。日本人步步紧逼，宋哲元步步退让，最后丧权辱国，于19日达成让二十九军撤出丰台的协议。
1936年9月19日上午，宋哲元下达命令：“所有军队全部撤出丰台镇，把防区交给日本人。”
至此，小鬼子独占丰台，为出兵卢沟桥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史称“丰台事件”。
白书杰随即发布通电：“强烈抗议日军天津住屯军牟田口廉也制造事端，无耻侵占丰台镇的丑恶行径。强烈谴责宋哲元出卖国家利益，必将成为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号召所有爱**人同仇敌忾，把侵略者赶出去。”
有心人士再次发现，白书杰的这份通电，竟然是第一次使用了“抗议”这种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而不是发表“声明”，更没有说“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报复日军的行动。”
反过来“强烈谴责”当事人宋哲元，好像白书杰把一腔怒气撒到了自己人身上。这倒很符合华夏大国历来的处事风格——对外地软弱无能，对内部强硬得过分。
1936年10月22日，蒋某人飞抵西安，着手“围剿”陕北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某人拒绝。两**吵一顿，最后不欢而散。
白书杰再次发表通电：“强烈谴责南方政府和蒋某人置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于不顾，肆意挑起内战，彻底违背了全国**，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样的话说多了，那就没有人相信。
白书杰一改往日的行事风格，连续使用“强烈谴责”这样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他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派。现在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