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虽然已经成了没爪子的老虎，但内心中仍然是个老谋深算的狐狸，仅从秦晋的问题里，他就大致推测出了昨夜城内的异常或许与奸细有关。
然则，曾经作为铁腕总督的他，对于奸细问题也是颇为头疼的，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是束手无策的。
但阿巴斯是不会向秦晋承认自己的无能的，他只会避重就轻的选择几个实际的例子来表明自己当初对于奸细的防范办法和处置手段。
防范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控制城内人口信息，将城内分为若干小区域，然后由官吏负责监视，一旦发现异常就会层级上报，然后又市政厅迅速做出反应。
凡因此抓获的奸细，经过简单的审判以后就会被立即当中处决，以此来加大威慑力。
除此之外，在木鹿城内还施行了更为严酷的连坐制度，城中的居民，不论官吏抑或贵族，只要被证实与奸细有勾连，轻则会被驱逐，或者被没收财产，本人被罚为奴隶，最重者甚至连坐受死。
如此一来，严重的奸细问题并不多见，但那些隐藏在暗处的阴谋却从未平息或减少过，总有人不怕惩罚，为了某些目的铤而走险。
做了以上措施以后，阿巴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也只能尽可量的加大侦查力度。
只是侦查力度与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是息息相关的，而且长时间的搜捕还会在城内造成恐慌的蔓延，长此以往依旧是弊大于利的。
对于阿巴斯遇到的问题，秦晋也深以为然，打仗和守城显然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一座大城必然鱼龙混杂，不可能一棒子把所有的鱼打死，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听之任之。
阿巴斯看向秦晋，只见这个年轻的掌权者眉头紧锁，他似乎还是头一次在秦晋的脸上看到如此表情。
确实如此，李忠制造的麻烦，让秦晋十分头疼，如果新近征服的城市里，总有这样那样的阴谋者在筹划着作乱，对于神武军的统治将是不能忽视的大麻烦。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秦晋在短时间内没有定论，他更加擅长的是打仗，处理复杂的民政事务，还是颇有些力不从心。
秦琰作为一个以军功起家的地方镇守主将，恐怕更欠缺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和能力。
一味的使用暴力手段加以震慑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这样做会伤及许多无辜的民众，他并非是一个同情心泛滥的人，可伤及民众就会伤及民心，伤及民心就等于动摇了神武军统治的根基。
对于神武军而言，根基就是一切，没有了根基，他们就会像当年的波斯人和大食人一样，从这片土地上被打败，被赶走。
如果不想在短时间重复这样的命运，就必须要做出改变，只是如何改变，对于秦晋而言还是个未知之数。
阿巴斯没能给秦晋更多好的建议，他在对内统治上，也是个乏善可陈的暴君，还达不到秦晋所需要的标准。
这一日也不全然是坏消息，出乎意料的，派出去平叛的骑兵打了个打胜仗，一支超过两万人的叛军被全歼，斩首数千，俘虏数千，而且还住了一名叛军主将。
叛军的兵员大多数是属于石国的粟特人，但这位主将是一个姓郭的唐人。
此人在大战中受了重伤，因此没能突围成功，被迫成为了一名俘虏。
秦晋身边的幕僚大为兴奋，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废太子李豫身边的支持者便有在吐蕃攻陷长安时始终的节度使郭子仪。
后来河西大战与安西之战时，李豫亦干涉其中，郭子仪便在其中出了大力。
但是，自从长安始终以后，郭子仪的一切事迹都只是经由旁人之口传说，并没有亲眼所见，至于真真假假一直无从证实。
而今，抓获了郭姓的叛军首领，或许便与郭子仪大有关系。就算不是郭子仪本人，也定然是他的子侄辈。
与幕僚们的兴奋不同，秦晋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奋的情绪，因为对于此事他本就情绪复杂。
郭子仪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中兴名臣，由于自己的出现使其成了叛军首领，这固然对他的个人命运造成了影响，可更加令人惋惜的是，唐朝失去了一位可以任为股肱的大臣。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不掌握中枢权力就难以体会用人任人的难处。
有志于做官的人比比皆是，但真正有能力有原则的人掰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
而且，这件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影响，那就是代表着朝廷内外还有着大量的有识之士会对废太子报以同情之心，如果不能妥善的处置这次叛乱，也许会对未来数十年造成更加深远和长久的影响。
念及此，秦晋改变了行程计划，他打算彻底处置完石国叛乱以后再继续东返。
想要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废太子李豫带来的各种明面的和潜在的麻烦，最要紧的就是将其活捉，然后光明正大的带回长安。
是夜，秦晋召集秦琰等人正式商讨这个问题，并表示会亲自带着将归国的神武军参与围剿。
被秦晋带回国的神武军大概有两万人，其中七成左右都被留在了波斯和安西，这两处区域是朝廷经营的重点，留下足够强大的军队加以镇守是必须的。
秦琰自是大为欣喜，木鹿城的兵力对于剿灭叛乱而言还是稍显捉襟见肘的，而且按照丞相的要求，必须活捉居于幕后的废太子，这就十分困难了。
丞相将中军两万人支援平叛，兵力立即就变得充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