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刘世让。据《新唐》本传：
高祖入长安，以湋川归，授通议大夫。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得其众数千，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拒薛举，战不胜，与弟宝皆没于贼。
《旧唐》大致相同，只是没说二万人。
刘世让算是兵力最强的了。萧瑀、窦璡作为小郡太守充其量只有几千兵。从武德七月之败所说，“八总兵皆败”可看出，陇西方面当是凡总管都受李世民指挥。那么他们与窦轨都应是受李世民指挥。
另有那个李安远，高祖攻绛郡，与陈叔达一起被俘。后拜右翊卫统军武德元年授右武威大将军。从“右”字看，当是李世民部下。义宁元年十二月已与李世民一起去战薛举。在后来除刘世让外，萧瑀、窦轨、窦璡、李安远都党于李世民。《旧唐·刘文静传·李安远附传》闭口不谈李安远败没。就是李安远党于李世民，要为李世民掩盖败绩。
可是义宁元年十二月，不光刘世让，姜謩、窦轨、都先后打了败仗。窦轨引还，刘世让为薛举虏。（见《通鉴》）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打败仗，就是李世民打败仗罗！新旧本纪均不提及。刘世让有兵二万，打的不是毁灭性的大败仗，但也不能算是小败仗了。
可李世民居然捏造出义宁元年十二月癸巳，击薛仁杲（《通鉴》为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薛举大惧，问其群臣：“自古天子有降事乎？”的神话来。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薛举那时根本不是“天子”。而是称西秦霸王。《通鉴》考异承认，据《唐高祖实录》“武德元年四月（十七日）辛卯，举称尊号。”司马光明明知道薛举那时根本没称皇帝，称皇帝是第二年隋炀帝死后的事。三月隋炀帝死，消息传到陇西，四月十七日薛举就称帝。既然义宁元年十二月，薛举还不是皇帝，哪么可能有询问“天子有降事乎？”？
所谓义宁元年李世民大败薛举，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是李世民为了给自己贴金，掩盖败迹，尤其是冲淡武德元年七月之败捏造的。
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唐高祖实录》，当事人都在，在薛举称帝上不可能出这样大的差错。其他记载，如《唐书·薛举传》，所谓大业十三年秋七月，举僭号于兰州。完全是李世民党徒在事后，为了替李世民圆谎而再捏造。《唐高祖实录》李世民也看过。司马光不采纳《唐高祖实录》而采纳《举传》，也纯粹是从所谓问褚亮：“天子有降事乎？”的谎言倒推出来的。李世民放个屁也是香的？《高祖实录》日月明确，也正好在隋炀帝死后不久，合乎情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日月上进行捏造。而所谓大业十三年七月称帝，不但没有明确日期，也没有炀帝之死那样的重要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替李世民圆谎。
《隋书·帝记》则称义宁元年“十二月癸末，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李世民）为元帅，击破之。”《隋书》号称魏征所撰，实际不但是众人合著，而且从避讳“世”、“民”两字可见，在李世民死后已被人篡改过。篡改者为了适应李世民的谎言，就说薛举十天前称了皇帝。最大的可能便是褚亮的儿子褚遂良。后来的新篡改者又觉得十天太促，又将时间移到七月。历史就像面团那样由着他们捏来捏去。
姜謩、窦璡、刘世让之败，正在所谓的李世民大破薛仁杲之后不久。刘世让败于扶风，也正是所谓的李世民大败薛举处，其受李世民指挥所败不言而喻了！《通鉴》紧接在丁酉萧瑀来降以后。丁酉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离所谓的大破薛仁杲仅四天。就算是该月底！十二月十七日以后义宁元年只剩下十三天了。如薛举真的败得要问“天子有降事乎？”还有能力大败窦轨、刘世让吗？刘世让有兵二万，不算多也不算少，薛举能先大败窦轨，紧接着又打得他与弟宝一起当了俘虏，这力量不算小了，薛举有必要问：“天子有降事乎？”吗？
总之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的又一谎言
《唐书·姜謩》称“轨轻敌，为举所败”把责任完全推在窦轨身上。是不是这样且不论。既然窦轨是轻敌，那么就应该“重敌”了。也就是薛举还有相当强的力量，那他会问“天子有降事乎？”吗？尤其是，薛举既已到了问降的地步，那不久以后——武德元年七月，他又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可把人多势众的唐军打得十死五六？还使京师骚动！
谎言终究是谎言，难免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我们至多只能想象，唐占领长安后，扶风成了唐与薛举抢占的战略要地。唐捷足先得。薛仁杲为快，先只带了少数兵来，见唐已先占据便退兵了。双方充其量只有些小接触。谁胜谁负很难说，更谈不上大胜与大败。薛仁杲回去后，就带大队人马前来争夺扶风。结果是刘世让等大败。《唐·纪》均避而不谈。太子、齐王芝麻大的事，有的还是捏造的，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