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皇帝的朱标为什么后知后觉，因为他被数字迷惑了，在庞煌的建议之下，他在朝堂之上，一直强调用数据说话，但是自己却迷失在一串自己没有估计到的数据中。
商业税无论多少，还是一直在增长着，农业税也是一样。
朱标一直在看着数据，却忽视了由于他的来到大明所发生的变化，数据增长是不错，但是却一点也不合乎现在大明的发展比例，再由于国库开支巨大，冲淡了数据的敏感，使朱标一直都感到大明是在发展，并且势头还不错。
要知道，无论是商业税还是农业税都是以千万贯计算的，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建设，开支并不少，还要背负着西方朱棣远征大军这个包袱，而大明的水师预算也在逐年增加着，所以才使朱标没有很早的发现其中的弊端。
每每想到这些，朱标北上都嗖嗖的冒着冷汗。要不是前些年利用各国战俘整修大明水利，保证了粮食稳定增产，使百姓的生活还能维系下去；要不是大力发展工业、海运，在大明境内创造出无数的就业机会，要不是自己提前将日本、朝鲜和琉球等地收入大明疆土，使大明空前稳定，要不是……。
有太多的可能了，繁华下面隐藏的危机丛丛，自己一手缔造了繁华，也产生了忧患，更是被自己隐藏的严严实实，到现在才发现。
但是他不相信，就算是自己没有看出来，朝野上下，也不会只有陈瑄等少数人看出来。
至少这些瞒不过方孝孺、解缙和杨杰这些政治场上的老狐狸，但是自己重用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有人来提醒自己呢？
就这个问题，反思了很久都没有一点头绪，直到杨杰提起裴纶可以娶丽江公主之事开始，朱标才幡然醒悟。
一切都缘于私心而已。这种危机中，永嘉学派一方获益最多，当然不会提醒自己整肃商贾和海关、税收了。
而方孝孺和解缙等人，看着自己一直扶植永嘉学派之人。觉得不可正面对抗，当然不会为政敌拾遗补缺，他们是在等待着皇帝自己发现，等待着永嘉重商学派的错误暴露，届时就可以反戈一击，让对手没有翻身的余地。
而杨杰他们正是看清楚方孝孺等人的做法，才有一种危机感。才会多方寻求出路，以商贾为主要助力，企图寻求附和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事情慢慢的明朗化，作为皇帝的朱标看的越来越清楚。但是心里也越来越厌恶起来，他之前是没有治国经验，但是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也让他对于政治这东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政治确乎是个怪物。上下数千年，历朝历代。都不乏出现如此的局面，也是严重限制国家发展的弊端。有些人不是无才无德，否则也不会官运亨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操管着国运大权。
偏偏这些人有权尽为个人的发财、作福、作威、享乐上用，从不顾及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活。就是因为常常出了这种人。才有了朝纲的败乱，政权的倾覆，黎民百姓的遭殃。而这类人物的产生，又常常是与党争连系在一起的。现在局面的出现，正是这样。
每个人的出发点也许都是好的，就比如说朱标一样。他将农业税折合钱钞收纳，原意也就是为了避免“踢斛淋尖”等事情发生，也是为了让百姓方便，谁曾想会变成商贾们敛财的渠道呢？
而永嘉学派的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的确算的上儒家比较务实的学派。而永嘉学派不像是复古学派那样歧视商贾，反而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并且这种学说在南宋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造就了南宋那短暂的繁华，但是永嘉学派毕竟还是儒家的分支，再加上蒙元时期学派的断层，空有理论而缺少实践，让他们也是处于摸索阶段。
知道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但是对于税收的制定，法规的约束还是在萌芽阶段，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而方孝孺等复古学派之人，一向是主张重农轻商的，看到皇帝鼓励工商，心里说一句实话，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而皇帝的决定是错的，怎么会在一旁协助呢。
可以说，从表面上，除了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没有错的，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信念和信仰而努力，都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但恰恰忽略了广大百姓的感受。其中，朱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朱标认为，自己在另一个时空多出的几百年历史知识，再加上作为另一个时空公民的感受，不免会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想法。
那就是大明上下，谁也没有朕清醒，谁也没有朕看的远，因为朕在另一个时空的几百年后了解的更多，但是却忽视了他在另一个时空中是处于什么位置看待事情，而如今当了皇帝之后，又该处于何等身份去看待事情。
不可否认的是，朱标每一个决定都考虑了民计民生，但是却忽视了现在大明的执行能力，还有人才储备问题，要知道，单单是税收一项，就要涉及到多少学科，但偏偏缺少熟知这些学科的人才。
认真的却考察太祖高皇帝的统治，再阅览史书去看历朝各代的君王统治，就税收之说，基本上都是处于君王的想当然而为之。也就是税收的多少随着君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