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的一天，一辆满是尘土的大巴车沿着中部省北部山区公路由北向南颠簸前行，山区客运没有一定的上落点，招手即停。不时有人上车、下车，乘客中有的会挑着一担箩筐，也有的或背或提着两三个鼓鼓囔囔散发着腥味的蛇皮袋，再或者就是臭烘烘绑了腿，扎了翅膀的笨鸡土鸭，看模样大多都是赶集市，或者走亲戚的本地人。车厢内弥漫着汽油味、汗味、动物的屎臭味，呕吐物的酸味，还有一些分辨不出来的怪味，令人作呕。
“大哥，麻烦你把东西往边上挪一挪，你看都压到我的脚了！”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把腿放在我的筐上好了。”那个被称作大哥的爽朗的答道。
“妈呀！你笼子里装的是蛇吧？”突然，有女人恐怖地尖叫起来，听声音像是吓尿了。
“有竹叶青！还有眼镜蛇！这种蛇，毒性大得很，咬到就是个死。”旁边有懂行的做了解说。
“不怕，关在笼子里还怕？”捕蛇人大咧咧地说道。
“没买票的买票了。刚才上来的两个箩筐要再补一张票，蛇皮袋补半张票”司机威严地打断众人的议论声。
车厢里立即安静下来，接下来就是窃窃私语声，听不太真切，似乎是有人在相互商量着什么，又或者是某人正在和司机讨价还价。
车上唯一没有什么行李的是前排靠窗座位上的乘客，他年纪二十七、八岁，长脸，两侧的颧骨微微凸起，给人以满满的严肃，文质彬彬又近于木讷。年轻人名叫雷海涛，是中部省西北部一家名叫前进机械厂技术员。雷海涛旁边的位置刚上来一个瘦高个，年纪估摸着跟雷海涛差不多，身上穿件前面印有“南疆卫士”四个核桃般大红字的白背心，已经洗得很旧了。瘦高个朝雷海涛憨笑一下，见雷海涛没有理睬的意思，这才尴尬地坐下来，从脚边的黑色旅行包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西部日报》，聚精会神地读起来。雷海涛用眼角余光扫过，发现还是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同志在深圳纪实”的社论报道。
雷海涛把身旁的车窗玻璃打开到最大，任由风沙吹打在脸上，这样才能驱散旁边的汗臭味。雷海涛看了一下腕上的申海牌手表，三个小时的车程还刚走一半，自己要去的西部市是终点站，不怕坐过站。他重新半眯着眼睛，似睡非睡，默默地想着心事。
对于眼前的盘旋公路，雷海涛既熟悉，又无奈。四年前从某重点大学毕业后，本以为本科生天之骄子，再加上有个在中部省西部市做高干的老爸，找个好工作并不难。没想到自己学的专业太冷门，毕业时父亲也已经退居二线，母亲退休几年了更帮不到半点忙。碰了无数壁，最后心不甘，情不愿地分配到中部省西北部山区的这家名叫前进厂的三线军工企业。工厂建于60年代，当年为了躲避北方某大国原子弹轰炸，选址在大山深处。雷海涛去厂里报到前就听说工厂将搬迁到雷海涛老家中部省的西部市，可转眼四年过去了，雷海涛已记不清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可工厂搬迁的日子仍遥不可及。
一年前，雷海涛娶了和自己同一年分配到厂的厂花雨艳。本科生分配到厂工作的第一年起薪是50元，如今工作四年了，还是助理工程师，工资调整到90元，加上菜篮子补贴、书报费、进山费等，有120元了。两人除了基本工资以外，每个月还可以领到十几元的奖金，与附近的村民甚至是乡镇府的工作人员比起来，已经是天堂一般的存在了。如果再过一年，就可以申请工程师职称，底薪和书报费综合起来会再加个20元，日子又会好过一些。想到这些，雷海涛心里甜甜的。但是，与自己哥哥姐姐比起来，雷海涛就会产生莫名的自卑，在兄妹四人中他读书最多，却只有自己钻进了偏僻的大山沟。每次回一趟家，心里都有百般的失落感。
雷海涛排行老四，也是家里的老小。
大姐雷海清早先在市副食品公司工作，赶上国家改革大潮，熟悉经营的她，率先承包一家国有小店做起布匹生意，算是最早下海吃螃蟹的一批人。这两年搞得是风生水起。时常会嘲笑书呆子一般的弟弟只会拿着几个死工资，可惜了一张大学文凭。大姐夫晓明在结婚后不久就被调入市中心国有照相馆，掌握了摄像、冲洗胶卷、洗片、印象等一系列技术活儿。一个七岁的儿子，至今不肯上幼儿园，上班时就丢在娘家，任由母亲带着。好在下半年就可以送去读书了。
二姐雷海蓝则在市火车站国有站前饭店做前台，也是国企身份。二姐夫解峰是市郊一家林场子弟学校的书记，在家是长子。父亲去得早，是母亲含辛茹苦把四兄妹带大。婚后育有一女，起名解倩，今年六岁多了。去年就送到她姑姑所在的红旗厂子弟学校读书，虽然年纪在班里最小，却在班里当班长。解峰家里除了大妹妹解丽已经嫁人以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尚在读书，生活拮据。学校分有一套三居室，母亲跟着他一起生活，帮着带下孙女，有时间也会在学校周边开些荒地种点蔬菜。
哥哥雷海洋此时是市百货大楼经理。百货大楼是市里明星企业，分上下两层，有职工四十多名。平日里店内窗明几净，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老爸退居二线了，但雷海洋后来居上，前程似锦，有消息说雷海洋是下任百货公司总经理的当然人选。一时之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