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辉煌的时刻，褚时健折翼滇南，从“烟王”的神坛上跌落。
2001年，身患多重疾病的他保外就医，重回哀牢山，筹措资金改造山地、架管引水、修建公路，种起了橙子。十年后，一种名为“褚橙”的水果风靡全国，它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也被称为“中国最励志的橙子”。
对于昔日种种，褚时健不愿再提起。于是，共同经历了诸多事件的“我”——作者先燕云，将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为读者更客观地呈现这段旁人无从知晓的历史，讲述昔日“烟王”、今日“橙王”——86岁的褚时健残酷的自我修复和重塑。
褚映群说：“其实老爸也该退了，你说他是太阳般的汉子，说得好。不过光环大了，人会变成神的，太阳烤多了，人也会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惊，不由得仔细看了看她那张和父亲母亲都有些相像的脸，我从那上面看到了一种忧虑。
应该说，风将起之时，褚映群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风的翼尖。
选择性地资助文化产业
捕捉风的翼尖
最后一次见褚映群
风起之时
历史的玩笑
孤独的先行者
殇恸
褚映群的后事
一起走过的日子
夙愿完成
小事点点
选择性地资助文化产业
1993年春天，因为要做茶马古道的拍摄和采访，我和朋友们拜见了很多企业家，寻求资金帮助。寒暄聊天、吃饭喝酒之后，得到的回答大致一样：“什么是茶马古道？现在谁关心什么古道，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思？”可当时香港知名摄影家高志强先生已经得到了爱克发公司提供的反转片赞助，只等出发，我们骑虎难下。
大眼瞪小眼之后，我下了决心：“走，到玉溪。”
我后来在《寻找茶马古道》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玉溪，也就是到玉溪卷烟厂的缩语，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声名鹊起的企业，短短十多年间跃升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税利大户。于是乎，求助干企业的人和事可谓应接不暇。以我做人的原则，虽说几年前就与厂长褚时健认识，但从未开口请求过什么。这一次，为了那务藏在深山无人识的古道，我终于逼迫自己开口了。五万元，对玉溪卷烟厂是小数，对我们，对那条我们将要寻求的古道，却是一笔必不可少的投入。”
有了这笔钱，我们从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出发，一直走到了西藏。《寻找茶马古道》一书1994年由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和云南《女性大世界》杂志联合编辑出版后，在香港、内地出过多个版本，在台湾还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几年之后，普洱茶大卖特卖，就连思茅市也改名为普洱市，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发财出名。我们这些当年的探寻者，却记着最初为古道投资而不计回报的企业家褚时健。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为许多文化项目提供过赞助，比如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央视春晚，还有和中国作协联合组织的“红塔山笔会”等，这些项目的审批，都和褚时健有关。
褚时健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除了技术类、经济类、管理类，他还爱看传记类和小说类的书。用他的话说：“不看书精神不充实。”一天有那么多的事情，但只要有时间，他总要抽出一两个小时来看书。不过他的时间太有限，只能看自己感兴趣的书，他称之为“好书”。
1991年他接受采访时说：“不看好书的人不会做人，这个结论是我自己得出来的。作家蒋子龙写的《乔厂长上任记》，我看了两三遍，当时的企业家都遇到过他写的那些问题。我说这位老兄肯定在企业干过，问题都写得很清楚。当然还有好的报告文学，比如王蒙等人写的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很多道理在里面，读了让人受益。”
“一个人，只要不满足现状，就需要学习，你满足了或者消沉了，就不会去学习了。”
把自己多年的苦难经历变成一次次学习的机会，这是褚时健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正因为褚时健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对文化项目的投资才有了自己的品格：即不为低俗的纯商业的产品或活动提供赞助。
时隔一年，我因为要做一个名为“红军后代与红军战士跨越时空的对话”的课题，再次来到玉溪。在老厂区那间并不豪华的办公室里，他认真听了我的计划，颇为感慨地说：“小先，别人现在都忙着做生意、赚钱，你却想搞这样的选题，为后代留一点儿真实的记录，这是件好事，我支持你。不过，你这个项目能不能被批准，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告诉他，关于红军长征的纪录片，必须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我正在努力。他答应说，只要上面批了这个项目，玉溪卷烟厂就可以给经费支持。
捕捉风的翼尖
那天谈话后，褚时健邀请我们去看一看关索坝。那时，它是一个长1.3千米、宽500多米的小山沟，上面绿荫蔽日，和周围的群山连成一体，与红塔山遥遥相对。它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山上破旧的关索庙。相传诸葛亮南征时，关羽之子关索曾在此屯兵。后人便修起小庙，奉他为一方神明。
褚时健以一种异常自豪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最后看一看这个山头，以后，这个山就没有了，由我们自筹资金建设的一个国际一流水平的新厂区将在这里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