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呼延云
1860年6月30日的清晨，居住在英国一所大宅子中的三岁幼儿肯特，突然失踪了。小肯特的父亲塞缪·萨维尔·肯特是这所大宅子的主人，也是当地一位非常成功的制衣厂商，居住在这所宅子里的，除了肯特和他的夫人，他们俩的三个孩子，还有他与前妻的四个孩子，一大家子人立刻展开了搜寻，但结果很不幸，小肯特的尸体被发现在化粪池里，喉咙被刀子割断，身体遭到肢解。
这起惨酷至极的案件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当地的警察不愿意在这家人的内部展开调查，因为在当时，无条件地信任家人是英国社会恪守的lún_lǐ法则，当地报纸就这样写道：“与外国的居住点不一样，英国房产的居住者，不管是府邸还是小屋，都有权反抗任何入侵的行为，正是这条观念才使得一座荒野小屋成了城堡”。所以，当来自伦敦的侦探维歇尔被指派调查此案时，他还不情不愿的，因为这意味着“侵犯神圣的私人空间”。
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被揭示出来，杀死小肯特的凶手竟然是他年仅16岁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康斯坦斯，犯罪的动机是她极端嫉妒继母对小肯特的无限关爱，以及父亲对自己和几个前妻所生的孩子日渐冷漠……但这个“藏在一连串欺骗和隐瞒后面的秘密”被揭开，反而令维歇尔成为当时最受唾弃的人，因为人们宁可让小肯特的死成为永远的悬案，也不愿意相信一个少女居然会对自己的家人下此毒手。
“往后快进150年，家仍然是安全的庇护场所——理想状态下——应该如此也通常如此，可是有时里面可能发生外面的人想象不出来的可怕事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迈克尔·赫·斯通在研究反社会和犯罪行为的名作《剖析恶魔》一书中这样写到，“当谋杀、残害、折磨、令人痛不欲生的羞辱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非人对待，在家庭内部发生而最终又被曝光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蹦出‘邪恶’这个词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一桩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人伦惨变为开头的《blue》，是一部关于邪恶的书，但与作者叶真中显的既往作品甚至日本绝大多数社会派推理不同的是，《blue》写的不是个体的邪恶，而是整体的邪恶；不是有限的邪恶，而是无限的邪恶。
「品读」日本现象级社会派推理小说《blue》：当世界上所有的花都开成了唯一的蓝色
究其本质，社会派推理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写“案”，一种是写“人”。
前者是圆形，是围绕一个复杂的案件，展开抽丝剥茧般的详细调查，所有跟案件相关联的人与事，都会逐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犹如在夜空中引爆了一颗照明弹，以案件为爆点，照亮了那些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比如《人性的证明》《模仿犯》和《所罗门的伪证》都是如此；后者是线形，虽然也以案件为引线，但更多的是通过涉案人的成长历程，犹如传记一般，描写出他、她（或他们）是怎样在现实的浮沉中，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犹如在晚上六点依序点亮的路灯，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一生遭遇，展现出一条条坎坷、泥泞的人生道路上扭曲、病态的社会风情，比如《白夜行》《越界》和《绝叫》都是如此。
而《blue》很难归类于前者，也很难归类于后者，它更像是一条条纵横不一、穿插不定的河流交织在一起，汇合成一片片庞硕无形而又泥泞不堪的沼泽。从叶真中显既往的作品来看，无论《死亡护理师》还是《绝叫》都采取了多线叙事的创作手法，而《blue》无疑是多线叙事的升级版，它完全可以比拟成一部围绕发生在平成十六年的青梅案和平成三十一年的多摩新城杀人案而第次展开的非虚构写作。全书围绕着篠原夏希、藤崎文吾、blue、范启莲、奥贯绫乃等主要人物展开，辅之以北见美保、井口夕子、三代井修、三泽·马科斯、桦岛香织、正田大贵，舟木亚子等次要人物，每个人物都宛如作者亲自对他们进行采访后，根据口述史改写成的一般，或繁或简地叙述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而叶真中显也一改《死亡护理师》和《绝叫》时多多少少富有感情的笔触，而是用极其冷峻的文字，铺陈出色彩单一，但在晦暗程度上错落有致的巨幅画卷，虽然因为故事的发展需要，在人物的表现层级上有轻重之别，但在“成长经历”这个层面上，给予他们的是平等的待遇，这个“平等”不是指叙事的繁简程度，而是指他们所遭受到的原生家庭的迫害。
众所周知，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治愈。迈克尔·赫·斯通指出：“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一条双向车道。”那些从小虐待孩子的父母，不仅在孩子成年后（假如可怜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的话），更容易遭到他们的反噬，而且他们患上各种心理和精神类疾病，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的几率也大大增加。现代神经医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的卡斯比和他的妻子墨斐特发表在2002年《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极有影响力的研究证明，单胺氧化酶a基因（简称maoa）发生变异，会使一个人更加容易犯下暴力犯罪和品行障碍，而童年时期遭遇过家人虐待的孩子，maoa会影响他们对压力和创伤的敏感度，从而在很小时起就启动“邪恶”的行为——这大概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