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我已经度过一个甲子的出家生活，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我会回答：“为了圆满人生，做个好人。”他若继续问我：“如何圆满人生，做好人呢？”我会毫不迟疑回答他：“行善与教化。”的确，回想起来，“行善”，是我这一生努力的目标，“教化”，是我们出家人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行善与教化”可以说就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
仔细回忆起来，影响我“行善”性格最多的人，是我的外婆——刘王氏老太太；培养我“教化”责任感最大的，是我剃度的恩师——志开上人。虽然我生长在农村的家庭，但我从小就有慈悲的性格，见到一个穷苦的人，我会心生怜悯，恨不得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掏出来给他；即使听到山上一个老公公可怜的故事，我也当真地想尽办法去救济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对于小动物，如小猫、小狗、小鸟、小鸡等等，我更是爱护有加，甚至经常为了它们的饮食，自己都忘记了吃饭，家人中只有外婆赞美我，说我有慈悲心。及至今日，我虽做不到舍身救世的言行，但对一些小事小善，我确实喜欢周济疾苦，予人方便，想来与外婆的鼓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出家以后，师父志开上人要求我勤于读书、写作，培养聪明智慧，并且告诫我立志将来要讲经说法。记得有一回夜行，我打着灯笼为师父照路，师父指着微弱的灯光，说道：“我不希望你用灯光来为我照路，只希望你将来能用佛光照亮世人。”后来我在焦山念佛学院，他在栖霞山，一听说我写了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马上就叫人坐火车到镇江购买这份报纸；他一知道我在哪个场合参加学生讲演比赛得了奖状，也写信叫我将讲稿寄给他看。有感于师父对于我的爱护与期望，当我在台湾把《释迦牟尼佛传》完成之后，马上寄了第一本给他老人家评阅。后来听说师父被列为批斗的黑名单，不知与我寄书是否有关系；但他收到以后，仍设法将他的欢喜与欣慰写在香烟的锡箔纸上，托人带来给我。我接到他的音讯，真是感激涕零。此后，我对干外婆鼓励我的慈悲及师父鼓励我的教化度众，更坚定誓愿一生奉行到老死为止。
为了实践“行善”与“教化”，我总是努力告诉自己要勤行效法诸佛菩萨“福慧双修”与“悲智双运”的精神，因为行善要有福德慈悲，教化要有般若智慧，才能广度众生。
所以，数十年人生一路走来，有人主张放生，我就举办放生法会，但是我觉得在放生之后，更要紧的是“放人”。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中，等待着我们援助；多少人在饥寒交迫下，等待我们救护；多少单亲家庭需要春风吹拂；多少孤独老人等待暖流到来；多少四肢不全的伤残人士，需要阳光；多少家遭急难的不幸者，盼望援手。所以我对放生行善的观点，总觉得“行善”也是“教化”人间。
有人说为人看病很重要，我也成立诊所医院，为穷苦的人免费诊疗，但我觉得佛教的使命，治心比治身更重要，所以我设立云水医院，不但送医疗到偏远地区，而且派有善说佛法的法师随队出诊，随机、随缘为病患解答生活疑难，做心理上的辅导及开示。因为我觉得，心病好了，会增进身体的健康。
有人说养老育幼很重要，我也办养老院、孤儿院、托儿所、幼稚园，但是我觉得并不单养老育幼重要，生、老、病、死都是人生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开创佛光山的时候，决定要将人一生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都能用佛法解决，让佛光山的内容，可以成为“人一生的慧命之家”，甚至我鼓励大家应当今世往生佛光净土，不必等到来生。
说到“教化”，有人说兴学、出书很重要，我不但兴建佛教学院，培养弘法人才；兴建普通小学、中学、大学，培养社会人才；办理佛教杂志，弘扬佛陀的真理；开设佛教出版机构，宣扬佛陀的法音；我更觉得应该进一步效法佛陀的观机逗教、应病与药及观音的普门示现、随类应化的精神，关照到所有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众生。因此，对于喜欢念佛的信徒，我为他们组织念佛会；对于喜欢参禅打坐的信徒，我为他们设立禅堂，开办禅坐班；对于想要学习各种技艺的信徒，我为他们开设佛教插花、素食烹饪、书法抄经等班级，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也领略到佛法的奥妙；对于前来拜佛，而不知如何安顿儿女的信徒，我举办儿童班、安亲班，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甚至看到有些信徒前来道场，既不是来拜佛，也不是来求法，而是心中有苦闷，想要找人诉说，我就设立客堂、谈话室、心理咨商，让他们前来倾吐心事，并为他们解决烦恼。看到有些信徒只是来寺院喝茶参访的，我就设立滴水坊，并且安排知客带领他们参观；看到有些信徒只是想来品尝素斋的，我就设立会馆餐厅，招待可口的素菜……甚至我标举“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作为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无非都是基于效法诸佛菩萨“行善”的慈悲，行“教化”的方便。
对于徒众，我也是量才为用：长于慈悲心的，我都鼓励他们从慈善事业；长于口才的，我就鼓励他们从事各种教学；长于行政的，我就安排他们到各教会去服务。就这样，各方的救灾救难、养老育幼、急难济助、家庭辅导、残障关怀、社会教化、监狱弘法、学院教书以及各种慈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