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说到做到。
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什么途径，很快征得了市局看守所的同意，以老乡和朋友的名义，以优优亲人代表的名义，获准在执行枪决之前，去见优优。
去之前周月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能同往。
我们在这天下午两点半钟动身，路上花了一个小时堵车，到达看守所后，又花了半个小时等候，见到优优时太阳已经西沉。也许因为周月也是一位民警，是自己人，所以监所方面安排会见的地点，在我看来似乎像是一间内部的办公室。在进入办公室时我有意止步，示意周月一人进去。周月说咱们一起进吧。我说不了，你进去吧，她要见的是你。
周月迟疑了一下，没再和我争执，一个人走进屋里。
我们心照不宣，我们专程到此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优优的一个心愿，让她此生最后一次，见到她一直暗恋的男人。我们都知道优优当然希望与她心上的男人，拥有最后一段独处的时光。
看守所的那位民警虽然不知道这段隐情，但他几乎和我一样，跟进之后很快又自动退出，站在办公室外和我抽烟闲聊。他这种松弛的态度可能因为周月毕竟是他的同行，也可能因为被见的犯人反正已是结案待决的死囚，不怕她自杀，也不怕串供。
二十分钟之后那位狱警抽完第三根香烟，踩灭烟头又进去了。五分钟后周月一人出来，面色凝重。我用目光询问，他只说了一句：“咱们走吧。”
我们走出监区，走出看守所那扇巨型的铁门，上了周月开来的汽车。上车后周月发动了车子，却没有立即踩下油门，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车窗外一群在街边站牌下等车的少年，正为什么事情争论得眉飞色舞，使得群楼一角的那片晚霞，也因此显得生气勃勃。
但周月的神色却异常暗淡，这让我不得不开口探问：“谈得怎么样呢，你们？”
周月缓缓吐气，答非所问：“她生病了。脸色不好，身上发冷。我摸了摸她的额头，她就哭了。”
“为什么？”
“她说她没想到我会摸她的额头。”
是的，优优没有想到周月还会到狱中看她，更没有想到周月还会伸出手来摸她的额头。我从与我聊天的狱警口中，得知优优的死刑将在明天执行。也就是说，这是她的最后一个黄昏。我敢肯定优优在押回牢房的路上，和我们一样目睹了晚霞的绚烂，但我不能想见她此时的心情，是充溢着心满意足的宁静，还是更加伤感悲恸。
“我刚才和看守所的民警说了，他们答应马上带优优去卫生所看病。”周月说：“就算她明天就要执行，可她今天还是一个活人，还要实行人道主义。”
我看着周月那张年轻的面庞，那面庞使我对警察这样一个职业有了美好的想像。这个想像并非正统概念中的英勇无畏，以及传说中的辛苦刻板，而是一种人性的亲切和柔软，非常动人。
这个美好的感觉让我对警察以及周月都产生了兴趣，我问周月明天是否休息，明天是个星期天，周月应该和今天一样，不用上班。我想约他和那个为优优辩护的律师小梅一道，聚聚聊聊。我说和他们聊过之后我的那部关于优优的小说，也许就可以写出结尾了。
周月问我：“你打算怎么写她？怎么让她结尾？”
我知道，周月说的这个她，不是小说，而是优优。
我说：“我想我应该写一个真实的人，但我不知道怎么写才算真实。我想请你们也帮我分析一下，优优怎么就走上了这条绝路。”
周月定定地看着我。眨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突然他把一句意外的话，不加犹豫地说出口：
“我不相信优优真的杀了那个小孩！”
这句话从周月口中说出来，给人的感觉很特殊。不知因为他是公安的人，还是因为他是优优爱着的人；也不知他这样说是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智，还是出于一时冲动的情感。
我没有点头呼应，也没有摇头反驳，我只提示了一句客观的形势：“真假已经不重要了，明天无论如何，就是优优的大限。明天咱们见面再谈到她的时候，她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
周月无言对答，沉默片刻，却执著了自己的情绪：“我想这事不该这样算完，我想帮优优好好调查调查。就算她已经死了，如果能搞清这事不是她做的，也要还她一个清白。优优曾经给过我一次生命，我也应该为她做点什么。”
周月的这个态度，我无由反对，我还建议他明天可以再听听小梅的看法。小梅作为优优的律师，曾经深入研究过这个案子，应该听听她的感觉。我这样说其实并不代表我赞成周月的判断，说实在的我就是有半点翻案的信心，也知道为时已晚。
第二天上午我们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茶馆。我来做东，请周月和小梅品一壶当年新下的明前绿茶。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案子，刚刚产生分歧，小梅便接到了一个电话。那电话是从法院打过来的，要小梅到法院来谈点事情。事情当然是关于优优，因为小梅是优优的律师。
于是我们浪费了那壶刚刚泡开的好茶，和小梅一起前往法院。到法院后小梅进去谈事，我和周月在门外的街边等她。在等她的时候我们又聊起这个案子，周月已经成了少数分子。因为小梅刚才的态度和我相近，认为控方证据阵容强大密不透风，而且案发时间距今已远事过境迁，要想推翻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