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大户们彻底老实了，不老实的话，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绝后！
家里有年纪小，且没被请去的儿子撺掇老爹参加叛乱，也被其父给禁足了。
对方掐着自己的七寸，只要不松手，那自己就只能恭顺乖巧了，一点杂念都不敢有。
跟着史可法厮混的一群二代，别的本事没有，送银子倒是一绝。
没别的，就是因为自己本事不大，在南廷这边屡试不中，无法出人头地。
听说这位御史大人深受太子爷的信任，故而先打听一番，待可以出去了，便打算去北廷碰碰运气……
史可法受不了这些后生的频繁叨扰，便将去年的殿试题目当作礼物，送了出去。
结果一群二代们都傻眼了，经过一番研究，有脑子活泛的，居然觉得自己大有可为，于是开始潜心研究起来。
这些人质在衙门里研究如何去北廷当官，这是史可法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即便如此，勇卫营加上洪承畴派来驰援的三万人，前前后后用了大半年时间，方才彻底平定了此次叛乱。
不同于安史之乱，这并非是叛军兵强马壮的原因，而是为避免战火荼毒百姓，进而影响赋税，崇祯皇帝要求各部严禁屠城，只准拿城内的部分大户开刀。
造成了弹压大军前脚刚走，城内的漏网之鱼后脚就又开始兴风作浪，以至于死灰复燃，周而复始，这才耗费了较多的时间。
虽说三番五次进行弹压，耗费了极多的钱粮，可在无形之中，也给南廷甄别反贼帮助甚大。
倘若反贼就闹腾一次，被弹压之后选择偃旗息鼓，长期蛰伏，朝廷反而不好筛查出来这些为非作歹的祸害了。
不像是韭菜，割了一茬，又能长出一茬，可以往复循环。
各地的富绅与商贾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死一家就少一家。
经过各部人马的反复收割，等大户与跟风的士子被擒杀的差不多了，叛乱之地也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
大明是正统，皇帝是君上，这是大部分百姓都认同的事情。
参与叛乱起初还能得些银子，赚点甜头，等面对如狼似虎的官军时，那就看出叛军里各人顾个人的心思了。
一群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各怀鬼胎，加之根本没经过军事训练，以为凭借几句好话便可蛊惑千万百姓，使其能够揭竿而起。
没有明确的战略，没有相关的经验，没有得力的组织，一味的好高骛远，在官军的大力弹压之下，其结果就是一败涂地。
参与弹压叛乱的官军数量不到四万，每部至多三千，一般规模都只是千人而已，即使如此仍旧可以以一敌十，并且大获全胜。
杀过人与没杀过的，那是截然不同的。
一方是训练有素，一方则是临时拼凑起来的。
只要一经交战，便可分出胜负。
为了以绝后患，崇祯还在禁止屠城之后，又下了一道命令。
凡遇胆敢野战之贼兵，待俘获后，皆可送至南都，再将其转运至山东矿场。
崇祯也害怕这些人被释放之后会择时再重操旧业，便心生一计——眼不见为净！
最好在矿场里挖矿挖到死，有生之年都别想返回江南！
这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作为一代明君，崇祯还想要个没有大开杀戒的好名声……
至于那“孝子”是如何处置这些俘虏的，崇祯根本不想管，眼下也无暇顾及。
能从那“孝子”的信里得知春夏之际雇佣倭军反攻辽东，又毙伤上万东虏，便足够了。
不得不说，这逆子还真是虏酋皇太鸡的天敌克星，战术也是极富针对性。
一年消磨掉一万东虏兵，看似不多，但十年便是十万之巨！
倘若从天启年间便运用此等战术，坚持到当下，只恐东虏都剩不下几个人了。
细算下来，自己到五十岁之前，那逆子应该可以将东虏的兵马给折磨殆尽了。
能在有生之年收复辽东故土，待自己百年之后，也算是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了。
父皇、皇兄都没能完成的大业，被自己在位给完成了，想来也是功德无量之事。
纵使具体是那逆子来做，可自己还是皇帝，此事必然须算在自己名下……
遍布半个南直隶地区和浙江的叛乱并未波及到福建、湖广，甚至更远的地方。
主要因为湖广仍旧是战场，大户与百姓们保命都来不及，哪还有心思自己跟着造反？
福建是郑芝龙的自留地，郑芝龙还指望进一步加官进爵，郑成功又是太子爷的门徒，故而完全不允许出现谋反的事情。
湖广与福建没有参与叛乱，就意味着更远的广东、贵州、云南就无缘此次活动了……
江西紧邻浙江，论位置，还是南直隶的上游。
可当地的官府与大户们都在时刻防范流寇窜入，自己根本不想参与其中。
真要是参加江南地区的叛乱，还须费这等力气防着流寇？
江西不比江南，没那边那么富，大户带头叛乱，岂不等于是自己抢自己？
倘若百姓们变为流寇，一旦指挥失当，对带头的富绅们来说，便等于是灭顶之灾一般恐怖！
南直隶以北的山东，当地官府好不容易将流珉安置到位。
除了一部分觉得故土难移的富绅们留在家乡之外，其余多半跑路去了海边。
在山东巡抚颜继祖的要求之下，境内各地官府防寇胜于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