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部队当干事的时候，经常给领导写讲话稿。写得多了，上瘾了，它成了我写作中一种得心应手的文体。我若参加一个非参加不可的会的时候，我脑子里首先就要作一番模拟发言，有时还习惯成自然地替别人构思发言稿。比方说，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寻思我家乡那地方肯定要开个纪念大会什么的，牟葛彰那样的人物也肯定要发言，那时他会怎么发呢？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同志们好？吃饭了？又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是吧？今天这个大会很重要，接到让我参加这个大会并准备发言的通知，激动得我好几晚上没睡着觉，我觉得别的会可以不参加，今天这个会不参加不行。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叫我们唱着东方红，翻身做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词儿怎么编的来，将咱农民的心里话全都唱出来了。咱农民是改革开放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二十年间的变化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开个大会庆祝一番也是应该的，那还不来？牛什么牛？要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打井人嘛，对不对？
二十年的变化天翻地覆慨而慷，三天三夜说不完，我就说说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
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莫过于人的自身的解放，即咱农民重新恢复了尊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发言权，当然也包括将咱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今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都还记得“大锅饭”时的情景。那时咱农民自己不能决定种什么，一切都要根据上边的指示或计划。一提“以粮为纲”，那就不管山地还是平地，一律种上粮食作物。更不能互通有无，你若将章丘的大葱运到咱沂蒙山来卖，那就是投机倒把，就要被罚款或拘留。
更重要的是那时咱农民没有多少自由与自尊。撇开阶级斗争的因素不说，即使你是老实巴交的贫下中农，你要赶集上店或走亲戚都是需要请假的，更不能到城里去打工。那时还有一个专用名词——盲流，这个叫法可真是不好听，特别带有侮辱性，听上去跟流氓差不多。一旦当了盲流，那就很可能被收容，尔后像犯人一样给押回来，令你脸面扫地，毫无自尊可这个言。
我整个少年时期，对三种人儿特别畏惧，一是拿听诊器的，二是放电影的，三是开拖拉机的。你要生了病，甭管多么急，他是一律让你先缴上押金再给看，看也不认真看，动不动地还给你来个误诊，待打起针来就跟纳鞋底似的，乱扎一气，好像咱农民身上的肉不是人长的。偶尔来个放电影的呢，他维持个熊秩序，一边喊着坐下坐下，一边拿着根竹竿乱拨拉，一不小心就让它敲一家伙。当然喽，咱农民看电影的秩序也是差点了，可差点就拿竹竿乱拨拉吗？拿咱农民不当人。那回我去东里店看电影，挤来挤去的，一不小心踩着了一个公家人儿的脚，他就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还让咱站好什么的，吓得我了不得，赶忙窜了圈。这说明咱农民活得不如人家自信是吧？嗯，不如人家自信定了。那些开拖拉机的也特别牛皮，你好酒好菜地侍候他，他往往还不给你耕到头儿，那时有一句顺口溜就是说这些家伙：叫有酒没有肉，不给耕到头；有饭没好菜，说坏它就坏……如今再来这一套不灵了吧？一搞市场经济，那些放电影的、开拖拉机的往往没活干，你一个电话过去，他屁颠儿屁颠儿地就来了，再给他个小酒喝喝，哪怕就是假酒劣质酒，他恬着个脸就当面吹捧你，表现得非常没有水这个准。这就叫物质决定精神，你日子好过了，腰杆子硬了，说话管用了，他再拿咱不当人不行了。
我特别为如今我们农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而感动与感慨。农村里头当然还有诸多的腐败及不如意，诸如集资过多，负担过重等问题。可咱敢说话了，咱可以向上边反映，可以跟他打官司，还可以编出许多生动的流行话语来讽刺他，这都是改革开放给咱农民带来的自尊与自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搁过去行吗？——这是其一。
二一点，我要说的是二十年间千变化万转变，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过去一提愚昧落后、封闭保守这样的字眼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咱农民，如今更多的则是指某些亏损企业的领导班子。
有两篇东西，我认为比较能反映咱农民观念上的变化，一是八十年代初的《鲁班的子孙》，说的是农村里面两代木匠观念上的差异，老木匠过去给人打家具、做檩梁，看作是邻里间的互相帮忙、正常往来，从不要钱；一改革开放，小木匠给人干任何活都要收费。农村里面确实是这么个事儿不假，这就叫商品观念。二一个是九十年代初的《秋菊打官司》，说的是农村妇女秋菊的丈夫让村长踢了一脚，她是如何地为人格和尊严而战，不惜千辛万苦也要讨个说法。看，咱农民的观念更新了吧？
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也涉及到方方面面。过去形容农村妇女心灵手巧会过日子，常常说她们鞋底纳得多么密，去河里洗衣服抡棒槌，现在纳鞋底、抡棒槌的情景没有了。改革开放让农村里面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
有许多上不了大席面的东西如今可以上了，如来了客人，可以在酒席桌上上野菜、地瓜、知了、蚂蚱什么的。可我对地瓜、野菜这些东西永远不会有好感，孩子们往往不理解，说当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