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尚书、大理石少卿、都察院左都御史三人一商量，这事他们还真没法评判，只能写成奏折，呈给永乐皇帝了，等待皇帝裁决。
姜士坊就是在混淆概念，秦睿教他的。
七百万贯宝钞，加上秦睿拿走的七百万贯的棉花、棉布，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也不过才五十万贯。七百万贯宝钞，姜士坊分了两百万贯，只要补齐了这五十万贯的缺口，再大义凛然得拿出几十万贯来。
剩下的钱，对于朝廷来说，这没办法治罪姜士坊。道德谴责也不行，人家还捐了三十万贯来治河、修桥、铺路。谁要是道德谴责，先捐出三十万贯来再说，还不能是贪赃受贿、盘剥百姓的钱。后世这种事多了去了，不就是立牌坊嘛！做了坏事怎么滴？先把人设立好，然后找漏洞，钻空子。
法无禁止即可为。《大明律》没有严禁官府作为主体，参与商号的经营，是交易双方都不信任，所以才由官府出面作保。作为姜士坊，可以大义凛然地说，为了保护百姓不受奸商蒙骗，引发社会危机。
三司的奏折让朱棣很为难，要说姜士坊有罪，他确实拿钱了；要说姜士坊没罪，他拿的钱既不是朝廷，也不是百姓身上搜刮来的。
朱棣将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左都御史刘观、刑部尚书吴中召到了武英殿，讨论此事。
三位尚书加上左都御史，除了夏原吉之外稍微偏向姜士坊外，其他人对此态度都是模棱两可。其实他们也并不觉得姜士坊有罪，他们就是觉得姜士坊拿的太多了，而且是合理合法的拿，这让他们觉得有点心理失衡。
姜士坊的行为，从他们内心来说，是非常支持的，如果朝廷允许了这个做法，那么文官们就多了一条发财的道路。
姜士坊这次被陷害，是权力争斗引起的，是赵王和太子一次很小的权力斗争而已，在场四位大臣心里门清，这四位可是坚定的朱棣拥护者，只遵从朱棣的意志。
“陛下，臣觉得姜士坊的所作所为，倒也不失为一条富民的道路。”身为户部尚书的夏原吉，想法很简单，一个州能交50万贯的商税，大明总共1000多个州府县，有两成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朝廷一年就能增长一亿贯的收入，他这个户部尚书就轻松多了。
夏原吉现在日子过得很舒心，既有钱、又有粮，宝钞币值还稳定，秦睿时不时还给他出一些奇招，在不经意间，帮着户部增加收入。在夏原吉看来，只要不害民，官府出面赚点钱，没什么大不了，毕竟去年朝廷就做了一笔一亿贯的大生意，也没看文官出来指责朝廷。
文官有个最大的特点，用现在的话，称之为双标狗。他们赞成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判断或者行动，反对或者限制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判断或者行动。
当然，文官首先要有立场，这次攻击姜士坊的人，都是赵王的拥趸者，帮赵王摇旗呐喊，期望来人有从龙之功。
“秦睿曾在朕面前说过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让百姓富，犹如出门不穿裤。他给朕解释说，为官一任，就当造福一方。但朝廷大部分官员，都是庸庸碌碌，不思进取之辈。明知道一件事，有利于百姓，但他们怕被御史攻击，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宁可不做。”朱棣坐在御座上，看着夏原吉等人，慢慢说道。
“陛下，秦睿的话，虽然有些粗鄙，但臣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吏部尚书蹇义听了之后，表态了，“吏部每次京察与大计时，臣都有一种莫名之感，不知考察的官员，究竟做了哪些成绩？”
所谓京察，就是考察官员的四格八法，四格分别是守、政、才、年，守是操守廉贪，政是政务勤怠，才是才能高低，年是年龄大小；八法则是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
大计，一般是上级考核下属并给出评语，吏部再派人观察，做出评价。
每逢京察大计，作为吏部尚书的蹇义就头疼，看着这些官员的考核表，大都是德才兼备之人，但他就是没看到这些德才兼备之人，做了什么有益于百姓的事情。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开始兴盛，门阀、士族式微，到了宋朝科举最终成为主导，儒家思想才算正式一统江湖，文官开始拧成一股绳跟君权对立，开始夺取治权。
这群文官知道依靠孔孟之言，治理国家根本不行，所以他们就夸大了“礼”，提升了“德”，用这两个字来忽悠君王，然后再用仁义来标榜自己。至于百姓活得如何，官员并不在乎。
所以蹇义的疑问就是在此，这些官员除了提升自我修养之外，到底给百姓做了什么？判了两个案子？修了一条路？治了一段河？除此之外呢？
秦睿来自后世，自然懂一个道理，以文理政，以理强国，以商富民。文人打理政务还有两把刀，想靠文人强国富民，秦睿想找个地方去呵呵冷笑两声。
虽然秦睿前世也是半个文人，但他就是看不上这群人。
秦睿也想跟朱棣讲这些啊，但是朱棣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君权，自己的帝位。至于国强民富，在他眼里大明的国力，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了，所以秦睿就懒得跟朱棣说了。
朱棣听了蹇义的话后，也是若有所思，如果他再年轻个二十年，秦睿提出的一些观点或者方法，他都敢大刀阔斧的去干。
现在他都是年逾花甲的老头子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