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三六 苦难的大明 (1/2)

在如今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大明和清国两个强大的势力，虽说二者在崇祯七年之后已经许久没有进去战争状态了，但这片土地上的战事却没有任何要停歇的意思，反而在一些偏远区域打成了热窑，杨嗣昌的内阁每天都会收到各方传来的消息，很多时候塘报会摞的比他还要高，因为消息来源不同，所以消息很多都是矛盾的。

最北面的漠北，雷伟已经派遣阿海和哥萨克人深入更北面的针叶林和泥沼之中，与布里亚特人、野人女真、通古斯人发生了一场又一场小规模的冲突，那一个个地名是杨嗣昌都从未听过的，但结局却是一样的，每一次冲突之后，北府都会征服一个小部落，获得五十到二百左右的丁口，并且用盐、铁换取高价值的毛皮，让北府的实力微微上升一点，这种扩充一直到与罗刹鬼发生冲突之后才稍稍遏制住。

而在漠南，漠南蒙古的骑兵和漠北的车臣部队左翼各部进行了不间断的袭扰，互有输赢，即便如此，仍旧是北府占据上风，毕竟能让蒙古人臣服清国的只有八旗那强横的战力，而孙伯纶却拥有蒙古大汗和苏鲁锭大纛、银佛寺的喇嘛和经文、盐铁和粮食，越来越多的小部落悄悄投入北府的怀抱。

而在夏日到来的时候，已经和大明断绝关系的朝鲜派来了使者，哭诉清国再次的入侵和剥削，但杨嗣昌无能为力，虽然代善在朝鲜实行的铁血政策已经惹来更多朝鲜人的反叛，但杨嗣昌却拿不出任何一点兵力渡海支援这位‘中华之孝子’，只能眼睁睁看着朝鲜彻底沦为任人宰割的小猪仔。

无论杨嗣昌怎么重视北府的扩充和朝鲜的沉沦，但在天子和内阁其他人眼里，那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存在，真正引起所有人兴趣的是东林大规模的回归导致的朝廷权力格局变化和剿贼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在杨嗣昌和东林的共同攻讦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天子并未赐死洪承畴，甚至把中都失陷，皇陵遭难的罪过安在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上，赐死二人之后，只给洪承畴安了一个靡饷误国的罪名，让其致仕回乡。

相比洪承畴，得以入阁的钱谦益却并未掀起什么风浪，东林党低估了杨嗣昌的把持权力的能耐和皇帝对他的信重，更意识到，天子已经不是那个冲动操切的年轻人，逐渐学会了平衡。

杨嗣昌通过各种手段稳固了内阁的权力，但失去了对于剿贼局势的控制，卢象升限于兵力，从张献忠手中夺回了漕运河道，却也只把他压到了湖广与南直隶交界的山区，再难消灭，而侯询升任五省总督之后更是消极怠战，所行剿贼策略完全只为保护江南士绅的利益，把大量兵力调集到了长江以南，防止闯贼渡江，任凭被洪承畴剿灭大半的闯贼闯入了商洛山，从此侯询便开始以邻为壑，与陕西巡抚孙传庭开始推诿扯皮，幸而闯贼并未大乱，只是前出控制了郧阳一带，屯田自守，占据陕、豫、湖广三省交界处。

即便如此，杨嗣昌对于李自成的忌惮更甚，甚至超过了打下中都祸乱江北的张献忠，从塘报中杨嗣昌敏锐的察觉到，从陕西逃出的流贼，绝大部分都投入了李自成的麾下，李自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闯王，而李自成在陕西、四川和湖广的表现也证明了他的能力，无论胆略还是手段都是流贼中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的是，其御众严格、号令如一，在郧阳一带屯田练兵，已经开始树立法度和威信，不扰民抢掠，还杀富济贫，与抢掠成性的献贼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侯询退守长江和汉水后，李自成收留饥民，开仓赈济，在当地已经广有贤名，塘报上更是说：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势如燎原。

然而杨嗣昌却对湖广的局势失去了控制，不缺粮饷和兵员的侯询根本不理会内阁的命令，只想着把李自成逐出湖广，无论去中原还是陕西都无所谓，杨嗣昌唯一能做的就是督促陈新甲、孙传庭加快练兵的速度，赶在李自成势不可遏之前控制住局面。

然而，天不遂人愿，无论天子还是杨嗣昌都无法改变这个特殊时代的气候，从崇祯十年春季开始，中原大旱，粮食几近绝收，继而‘旱极而蝗’，无数的飞蝗从河北白洋淀和黄河沿岸出现，迅速弥漫河南、山东与北直隶，沿途所过之处，遮天蔽日。

“夏蝗，东至东海，西尽河东，遮天蔽日，旬月不息，所过之处，草木、农稼靡有孑遗，饿殍枕道，河南尤重，田野无食，百姓大饥，捕蝗而食。苏北飞蝗遮天，有蝗长三寸余，鲁南灾盛，落地厚尺许，亘数十里！此次旱蝗二灾，河南尤甚，田禾绝收，斗米数千钱，百姓无以为食，以树皮、杂糠为食，后进山掘白泥果腹，死者尤众，百姓或入林为寇，或易子相食，法度尽毁，再无人伦，此乃国朝未有之惨状。”

由河南巡抚递上的折子让天子震怒，不仅天坛秋雨，还下了罪己诏，而杨嗣昌悲愤于好不容易取得了中原安定在一场灾难之中毁于一旦，立刻开始赈灾，不得已挪用了原本用来练兵的饷银，然而，旱灾持久，蝗灾广布，仍旧是杯水车薪，中原再次大乱，流民滚滚，贼寇满地，未免商洛山的李自成进入河南，一发不可收拾，杨嗣昌拨下部分饷银，督促驻守河南的高杰和左良玉部向西南进军，高杰驻内乡，左良玉屯新野，堵住了闯贼进入河南的道路。

崇祯十年十月，湖广，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