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予安，民国三年生人，出身杭州富贵之家，家里世代读书人家，祖父在光绪年间当过进士。五岁识蒙，八岁正式入私塾时候，家里长辈就取了字，唤做如之。许予安，许如之，家里祈愿他平安如意，一生当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
我看着眼前的老人。一个年代会流行一类名字，许予安就是那个时候的名字，文质彬彬；一个年代也会流行相同的脸，那种清隽的，鼻骨挺直的，眼睛狭长、卧蚕饱满的却带点哀伤的脸，许予安也有那样的脸。尽管他的脸上皱纹密布，两颊干瘪，仍然看的出这张脸是来自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世家。
他在我面前坐定，把一根木拐杖搁在咖啡桌边上，又把一顶毛呢帽子摘下放在桌上，最后把手搁在桌上。手臂也清瘦，可是袖口挽起来，很齐整。
我问他：“咖啡还是茶？”
他说：“咖啡。”
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说随便。他总是会作出个选择的。
点餐一番停当，他从黑色提包里拿出一个笔挺的大牛皮纸文件袋，打开来拿出一本书，还有一打用夹子夹好的纸。他又拿出一个深蓝色的眼镜盒，掏出副包在眼镜布里的老花镜，给自己戴上了。他把书翻到某一页，递给我。
我问：“这是什么？”
他告诉我说：“这位小友，这是前两年有个人给我写的传记，我的一生都写在上面，你要问的，应当也都有。”
他又把那沓纸交给我：“我之前写过一点文章，谈论过一些重要的事情，都在这里了；还有一些别人写我的，或赞或贬，也都在里面了。”
我连忙称谢，他翻给我的那一页，是关于他的经历年表。具体的事业，从三十岁出头到了台湾嘉义才说起，前面的三十年只是一笔带过，诸如在杭州出生上私塾，去上海念书之类，三十岁的时光，还不到三十个字。
我诧异地抬头看他。
他从老花镜后面友善地觑了我一会，眯了眯眼睛，才问我说：“小朋友，你还有些什么要问的。”他的眼睛从老花镜后面友善地觑着我。
我回答说：“再早些的事情……我是说，在大陆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沉默了一会儿：“这些事和别人差不多都相同，没什么值得讲。”
我很怕他退缩，有些着急：“阿公，您年轻时候，正是时代大起大落的时候，年轻人的故事自然是各有各的不同，我采访过好多人，确实各自有各自故事。”
他听我叫了声阿公，神色和缓，问我：“你采访过多少人了。”
我说：“有二十三个了。”
他点点头：“那挺多。”
我心虚起来。我采访了二十三位老人，确实人生经历各有不同，可是经过若干重起落磨砺，他们的感情都很迟钝，对自己的过去没有太多的感触，记忆也已经混乱。但许予安不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快八十岁了耳清目明，腰杆笔直，且在台湾是个出名的人物。对我来说，他是个非常重要的采访对象。
我又劝说道：“阿公，我只是想记录当年的故事，在那边，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家人，仅仅是这样。历史上种种，对个体总是一笔带过，可是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也很重要啊。”
他仍旧沉默了很久，最后温声说：“我知道。可我的事或许与你想知道的不同。”
我急忙说：“无论怎样的故事都是我想听的，我一定客观地写下来。”
“不不，是真的，不会是你想听的故事。”他的眼睛看向窗外，今天是个很蓝的天，大朵的积云像城堡一样蔓延。
他还是说了。
原来这个故事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一个叫玉生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