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阵警车鸣笛的呜哇声，离榆香园越来越近。
“幡哥，是逮你的吧？”马姬娜用筷子点着幡爷鼻子说。别人都管叫爷的，她敢叫哥，这透着亲密，关系不一般哪！
“八成他妈的是逮你来的！”幡爷一条腿蹬在旁边空椅子上，仰脖干掉一杯二锅头，朝马姬娜瞪圆眼睛。
“嘿！我看准定是冲咱们俩来的。好呀！咱们没成夫妻，不能双双把家还，今儿个他妈的一块儿进局子，倒也算是不错的缘分！来来来，趁还没戴上铐子，再吃几口狗肉！”马姬娜说完哈哈大笑，把筷子伸进那煲锅里，麻利地拈出一块红红的东西，没到嘴边又使劲一甩，差点甩到进那单间给他们送香辣蟹的佟妮身上，佟妮本能地缩脖一躲，马姬娜狂笑不止，末后用筷子在佟妮刚放下的盘子里一阵翻拣，指责说：“怎么搞的，怎么都是些辣椒段？蒙谁啦？香辣狗肉、香辣蟹不是这么个做法！只有重庆辣子鸡时兴堆满辣椒段……把你们经理叫来！”
幡爷就说：“挑什么刺儿！这是熟店，我是熟客，你将就点吧！咱们再喝再聊是正经，刚才聊到怎么个话茬儿啦？”
没有逻辑，没有焦点，没有明确目的，更无所谓正经，他们的交谈就跟他们的人生一样，混沌，放肆，然而生动、过瘾。
“咱们是多少年的狗肉朋友啦？”马姬娜吞进一块狗肉，亮开嗓门说：“那回咱们吃得比这回过瘾！”
他们曾是城根贫民聚居区的邻居，也算是同学。“文革”开始的时候，幡哥上到初三，那本是个男校，但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实行就近入学，女生也就进来了，马姬娜那时候叫马淑红，算上了初一，其实那时候学校还是根本上不成什么课，幡哥和一帮半大小子整天在城根胡闹，马淑红竟参与其中，有回他们逮着只野狗，就打杀煮来吃了……后来让所有的学生上山下乡，要么去农村插队“改天换地”，要么去兵团“屯垦戍边”，幡哥和马淑红都是1968年12月20号那天被安排到四点零八分启动的火车上，运往目的地的，在那趟火车上，诗人食指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诗，但直到今天，跟食指坐过同一趟车的幡哥和马姬娜，仍然不知道有这么一首诗，更不知道食指后来还写了传诵甚广的《相信未来》，其实他们跟人类写出的任何一首诗都未曾有过丝毫关系，他们的意识里根本没有诗这玩意儿，对于他们来说，也无所谓过去、现在、未来，他们强悍的生命力自然流淌，在时代的缝隙里作为社会填充物，存在至今。
他们先后未经批准从不同的插队地点溜回城里。没有户口，没有包括粮票在内的，在当时对一个城市居民至关重要的生活基本资源的供应配额，当然更不可能有一份合法的工作，但他们若无其事地活着。马姬娜父亲是房修队的杂工，有只眼睛老早就被厚厚的白翳糊住，每天下了班就闷坐喝最便宜的白薯干烧酒。她妈则在家糊火柴盒，往往满屋子堆满了一摞摞的火柴盒，数完了一算工钱，还不到一块，她弟弟妹妹放了学都帮着糊，她逃回家却只是晚上来睡个觉，有时甚至一夜不着家，她爸对她不闻不问，她妈骂足一个月以后也甩手不管，因为她似乎有吃有喝，也还常穿来一件半新不旧的，家里没有过的褂子。当然，她成了一个女流氓。那段时间里，她也并不经常跟幡哥混，他们只是偶尔遇上，什么叫爱情？他们那时不懂，现在也不追求，但他们紧贴着城根那锈着苔斑的大城砖发生过关系。
幡哥，幡爷，自然都不是大名。有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大名究竟是什么了。他从插队地回来，就更是一个男流氓了。被叫作幡爷，是因为在城根一带跟一些老把式，还有大小爷们哥们练掼跤，他最狠，也最灵，称霸一方，后来练中幡，就是把一根粗大的长竹竿，顶上挂起幡子，搁在身上来回玩耍，肩膀顶，脑门顶，转着身子把那幡竿甩起来，换着肩膀接，或者用后背接，用胸脯接，这都不算稀奇，最绝的是用嘴接，也就是用牙接，还能用牙把那幡竿加以旋转，玩得真是又惊险又顺溜，花样迭出，乐此不疲，常常一玩就是半拉钟头，围观的哪个不赞？幡爷成为他的称号，也便顺理成章。
幡爷有多少兄弟姐妹？连他也算不清。1947年的时候，他大爸把他一个哥哥，带到台湾去了。他大爸是戏班里翻筋斗的龙套，哥哥是娃娃生，那时候台湾从日本鬼子手里光复，国民党派过去一些接收的人员，那个剧班老板的亲戚是其中一个，来信说那边有人想看戏，老板就带着一班人一路唱到福建，再唱到了台湾。当时大爸跟他妈说，在那边混好了，再把全家接过去。哪里知道去后杳无音信。1949年城市解放，别再提台湾，他妈改嫁，嫁了个拉排子车运货的，那时候他妈带着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爸是死了老婆续弦，也已经有了俩闺女一个小子，后来他妈他爸又生下了他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算起来全家兄弟姐妹多达八个。最具戏剧性的是，1986年突然有个台湾客来到他家，见了他妈扑通跪下，泪流满面。原来那是失散多年的大哥。他那时候才知道他妈的前夫并没有死，而是去了台湾，他妈让他管那个爸爸叫大爸，他哥哥倒不用叫二爸了，因为他的亲爸爸已经在1978年去世。他那大哥如今在台湾经营一家超市，自1986到1991年回大陆探亲，1992年他妈去世以后，每两年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