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阳城里那些既得利益者，恨不得把这个擅自跳出来捣乱的廖立给杀掉。
及至赵云表现出的恐怖能力后，一个个看着仍然笑容可掬的赵孟，不由打了个寒噤。
任谁都想不到，赵家才进入视线多久，啥时候不知不觉就蹿到了这么高的地步。
更为后悔的是刘表，出外逃难的时候遇到这后生，经常看到他舌战群儒，不知怎么回事儿，就带着回了京城。
本次事件可大可小至于赵家，相信不会再追究了。常言道：杀人不过头点地，剥夺人的生机，比杀人更甚。
大汉开国的时候，各种制度有些乱，原本刘邦也不是多有学问的人。
一支军队要看他的首任将领如何才形成相应的气质，一个国家则不然，需要帝王不断听取社会各阶层实质上是豪门大族的意见来治理这个国家。
秦朝利用法家那一套，二世而亡，自然汉朝是不能相随的。
不知怎么的，汉初一批人提出了休养生息，竟然大信黄老之术，道门就此抬头。
而后汉武帝时，开始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律法混乱不堪。
走在路上，赵云十分茫然，他不知道今后设若自己取得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权以后，该怎么办，或许以前他谨小慎微，随着功力的加深，行事就有些随心所欲。
赵云此刻，心里有了野望。看到十分平庸的汉灵帝，心里十分厌恶，恨不得取而代之，却也明白路要一步步走。
至于廖立，早就被抛到脑后去了，小事一桩，他不过是在展现自己的实力而已。
无论如何，即便是一个国家的皇帝，要杀一个人也要遵循律法。
上辈子即便有些官本位，律法却比这个年代健全得多。
这个国家已经千疮百孔，所有的制度在强权下成了一纸空文。
不知怎么的，赵云突然想起了王莽改制。
汉武帝时期，世族势力遭到压抑，他去世之后，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势力乘机崛起。
世族集团在经济上闭门成市，严重阻碍了商品大流通，使得生产力无法释放，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随时可能孕生颠覆政权的力量。
王莽变法自称是奉古改制——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聪明。
不过从政策上看，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改革的目标其实就是汉武帝-桑弘羊模式。
他的改革基本上紧紧地围绕影响宏观经济的三大核心课题财政、货币和土地而展开。
王莽登基第二年，就推出五均六筦。
所谓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
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调节、均平物价，名曰市平。
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
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
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
简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他认为，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众日常必需品，即价格很高，民众也一定会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
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
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者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透彻。
不过，在赵云看来，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
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按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如果说王莽在财政和产业政策上完全效仿汉武帝，那么，他在货币和土地改革上则要激进得多。
他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
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8年，新朝创立，他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市场顿时大乱。
王莽一方面把涉谣者、传谣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
到了公元10年，他突然又宣布改变币制，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
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理解混***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
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改变币制，他下令废止大钱、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