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磨河流到热足这个地方，两岸花岗石骨架的大山，十分陡峭地向着河谷逼迫过来。
一株株的柏树，在岩石缝里深深扎下根子，居然苍翠地蔚然成林，像一个奇迹一般。
走出寨子，站在陡峭的高高河岸上，听到在逼仄的河床中，河水发出如雷的鸣响。很有劲道的河风升上来，让人有着可以凭借这股力道飞腾起来的感觉。但那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我的双脚仍然顺着河岸上的公路行走。
有了公路以后，那个老人在我离开他家时对我说，我们这个叫做热足的寨子已经不叫热足了。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还指给我那个被更多人叫做热足的地方。那里，横卧在湍急河流上的花岗石拱桥的桥头上，趴着几座汉式的瓦顶白墙的房子。
老人说“那里才是他们现在的热足，好像我们这里什么都不是了一样。”
这略有不平的话有些含糊不清，但我听得懂他的意思。
其实，这也是时代大的变迁中一些小小的不为人知的变迁。那些建筑，是这个时代才有的地形标志，而且，因为坐落在公路边上，又处于那座重要的桥头而被看成热足这个地名的新的标志物。就在这寂静的山间，一个不为人知的弹丸之地，也有着一种重心的转移。在过去的时代，在孤独的行脚者奔走于驿道上的时代，人们说起热足时，肯定是指那些散落在零星庄稼地中的那群石头寨子，而现在，那些长途汽车司机和上面的乘客，说起这个地名时，想起的却是路边上那几幢毫无生气的瓦顶房子。
现在，我离开了寨子，走出庄稼地边的曲折小路，顺着公路向那几幢灰头土脸的房子走去。
不久，就看到了一面扑满了尘土的地名牌立在我面前。
我又一次想起了老人颇有怨气的话，不禁独自笑了。
那几幢房子里有一幢毫无疑问是属于养护这条公路的道班。
还有几幢房子却已经被废弃了。废弃的房子周围辟出了一些小小的菜地。瘦弱的绿色里，挂着一些青色的蕃茄。房子的墙上还写着很祈使的句子。我们把这种句子叫做标语。而在藏语里头，没有一个这样对应的词，如果一定要硬生生的译过去，就只有咒语这个词义与此大致相当。我就曾经在一个村子里听一个村长对一个年轻人说：“你们这些会写汉字的年轻人，往墙上，往岩石上写一些咒语吧，乡里的干部来，看见了会高兴的。”
这些废弃的房子的墙上写的标语是：
“严禁打捞漂木！”
“保护国家财产，打击偷窃漂木行为！”
确确实实，有些漂木搁浅在岸上时，会失去踪迹。被人出卖给过往的长途汽车司机。更多的时候，是巨大的原木在河道里被撞得四分五裂，而沿岸很多地方因为森林的消失，寻找燃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于是，自然而然地，河道里这些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原木碎片就成了人们搜求的东西。背回家里，烧锅做饭。包括水运队自己，也是燃烧这种来自河里的燃料。每到洪水季节，大渡河和岷江流域，那些人口较多的镇子上，河岸两边就站满了男女老幼，打捞河里那些破碎的漂木。
虽然，每一个地方的河岸上，都用浓墨写满了这种标语。但很多镇子上，河里的木头碎片成了唯一的燃料。据说，一棵树在山上伐倒，赶进河里，漂流到四川盆地的打捞点时，剩下的部分可能只有四分之一。也有一种说法，用这种方式运送的木材，最后的利用率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样子。看到这样的估计出来的数字，我们有理由为嘉绒山水中那么多无谓消逝的森林恸声一哭！
关于郑重其事的文字游戏的例子有很多。
就在热足这个小小的地方，就不止一个。比如道班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养护公路的养路工人的定居点。但在70年代中，突然有一天，道班前牌子突然完全换掉了。“道班”变成了“工班”。比如，现在我的眼前，热足道班的门口就立着一块牌子：热足工班。所以作出这种改动，是领导着众多道班的机构有一天突发奇想，认为人们容易把“道”与“盗”联系起来。
于是，所有的牌子都换上了“某某工班”的字样，但是人们已经改不过口来。
还有眼前这个水运队的称呼，一直以来，任何一条漂流着木头的河上的人们都不是这么叫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搞远程水上运输的船队的名字。在人们的口语中，一直把他们收做流送队。他们的工人自己也是这么称呼。流送，对于他们是一个更形象，也更贴切的名字。但是，偏偏要在字面上固执地叫做水运队。
过于相信文字的魔力的时候，任何语言都可能成为巫师的咒语。
而今天，我站在热足桥头绝对不是要在这里思考语言问题。我是要在此选择我的行进路线。我在这座花岗石拱桥上徘徊。桥下，是丰水期的河水在奔涌，在咆哮。浊黄的水体上腾起一道道白色的雪浪。就在离桥不远的下游几百米处，另一条水量更为丰沛的足木足河从左岸的两道岩壁中间奔涌而出，与梭磨河水汇合到一起。两水相激，在高高花岗石岩岸下涌起巨浪，巨大的涛声滚雷一般在山间回响。
公路在这里又一次分开了一条枝蔓。
主线，顺着梭磨河一直往下，过金川，再到已经到过的丹巴。过了桥，顺着足木足河，一条支线伸向更深的山中。而且，又一路生出些枝枝蔓蔓，最后，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