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森
近年盛行小说家和诗人写随笔，文坛对此说法不一：褒之者称为盛况空前，功莫大焉：贬之者讥为舍本逐末，甚而视之为不务正业。是耶非耶，莫衷一是。其实，众说纷纭往往更客观，倒是强求一律、一概而论反而让我们尝过许多苦头。像“随笔热”这种文学新景观之中，由于作者各异、心态不同而会轩轾有别，良莠不齐，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必忙于简单化地做结论，还是从作品实际出发，多做些披沙拣金的工作为好。就此而言，刘玉堂的随笔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审视和值得研读的文本。
我是由读小说认识刘玉堂的。他的小说自有一种写法，农民式的幽默语境中氤氲着蒙山沂水特有的文化氛围。这样一位弄惯了小说的人，最近竟有滋有味地写起随笔来。他曾有言：“随笔还是应随意而言之有物，实在而不矫情，平淡而有味道。”可见他是在用心为之。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对一种新形式的尝试，更为深层的是文化态度的转换——从钓鱼台人向城市乡村人的过渡。作者自称已成为“城里的乡下人”。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戏谑和自我揶揄。
刘玉堂搁下他的钓鱼台故事转向了城市见闻。依然是乡村文化人那种带着些许土气的谈吐，勾勒的却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烟、酒、茶，日常起居，文人的事也不过“书皮儿”之类，或是写自序的一点体会，聚会时的小小感慨，大都是具体而微小的事体。用聊天的方式写身边琐事，其间又不乏调侃，颇似时下流行的那种无聊文字。倒不是说这种几乎是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文章有什么微言大义的神通，但毕竟与那些胡侃和闲扯不同。好文章无论篇幅长短，总是人生的体悟，是从生活中打熬出来的。刘玉堂的随笔就充盈着关注生活生发出来的睿智。“烟”早已是被说得很俗的话题。可是请你读读《烟这个东西》，就会觉得有新意。在这里，烟似乎变成了文化向导，带领你通过时间隧道做时代的漫游，引导你重新检视关于烟的种种体验。《说劝酒》不仅道出“中国是个大酒场”的感慨，而且特意揭示“越是穷地方越能劝酒”的怪现象，从而呼唤文明的酒文化。作家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美，在普通物事中创造出文化意味来。因为拥有这种文化品位，这些短文才耐人咀嚼，幽默调侃而又能脱俗，略带土气的形式却能给人以优雅的审美愉悦。
这些随笔犹如社会心理的魔方，在交叉运转中把时代大潮冲击下的种种心态呈现出来。作家对社会心理的观察和透析往往是独特的。《说尴尬》和《说潇洒》所选择的恰恰是当今社会心理的聚焦，又是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通话题。这种话题的选择本身是有意义的，也是让写文章的人颇费踌躇的，因为越是人们大谈特谈的问题，越是难以写出自己独到的东西。刘玉堂洞察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尴尬心态，并进行立体观照，但却不是故作高深地指手画脚，而是以心灵对话的方式劝人躲避尴尬。乍看上去，这简直太消极、太没劲了。殊不知这正是一种切实的文化态度。尴尬不是个别现象，在它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它既无处不在，又一时难以排除。那么面对现实中的尴尬，躲避其实是对历史进程和人生历程的一种深切理解，《说潇洒》同上面的话题相得益彰。社会上的“潇洒热”当然反映着开放改革的时代条件下人们的合理要求，同时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许正因为还无法潇洒，所以才热衷于谈论潇洒。毛病出在“盲目的潇洒”上：只重结果而不重过程。就结果而言，说到底，“没有永远潇洒的人，也没有专门潇洒的人”。到底是写小说的人，对人物心灵的拥抱转移到随笔中，就成为对社会复杂心态的关注和娴熟的剖析，在谈笑从容中揭示种种困惑的微妙之处。社会心理的微妙绝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是非标准来评判的。作者自是个中人，他往往运用历史文化扫描的方法来透视各种社会心理，而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随笔最忌矫情，它的色彩来自真诚。好文章倾注着作者的爱心，字里行间蓬勃着真性情。《说朋友》中对“心中的朋友”的怀念和对真挚的爱和友情的呼唤多么感人：“心里永远有些可爱的朋友多好啊，他们终生与你同行”！
钓鱼台人进城了。文化态度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作者在向钓鱼台告别，而是告诉人们，钓鱼台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汇，可能拓展出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
作为文学的探索者，刘玉堂在小说和随笔这两条道路上跋涉。随笔自由、活脱而又率真，更适于开阔视野和胸襟，进行文化态度的调整。对于一位娴于新乡土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随笔的涉猎必定会大大增强审美创造的造血功能，犹如新添了一双眼睛看世界，再生出一副触角探求人生。显然，小说和随笔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艺术途径。但是，刘玉堂的创作脚步并非在这两者之间平行挪移，而是双向渗透，交互推进。刘玉堂借助他的小说所特有的反拙成巧的话语智慧，由乡土情韵转向都市文化的现代气息，在随笔中进行观念的嬗递和文化态度的转移，而他的随笔在城乡文化交汇的各个层面上对于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建构的参悟，也必将衍化为他小说创作的新的血液和新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