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参军的那年范立辙还是个农村孩子，十**岁的年纪，用连长的话说，就是嘴上的毛都还没长齐呢，就扛着小米加步枪，随着抗美援朝的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和敌人拼死作战去了。
他六岁时死了爹，母亲将他抚养成人。穷人家的女人没读过书，也不知道啥叫教育孩子，刻骨铭心的就是对日本人的恨。抗战时他老家的那地方游击队特多，小日本为报复游击队，杀人放火qiáng_jiān妇女无恶不作，他的爷爷被日本人掳去再没有回来。
所以他到队伍上时他娘对他说：“儿子，见了外国人你就狠狠地杀，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政府上说了，外国人来了会杀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要杀他们。”在老百姓眼中，不管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反正都是外国人。他牢记了他娘的话，到了朝鲜战场就犹如杀红眼的狼一样，将敌人杀得片甲不留，落花流水。
1950年11月，范立辙随着军队乘坐火车北上，在车厢里他听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时北方已下起鹅毛大雪，气温摄氏零下25度，可他和战友们的被服还是温热带的着装：头戴大沿帽，身穿薄棉衣，脚穿解放鞋，来不及换装就继续前进。
志愿军战士除了武器外，还有许多给养要随身携带——那时志愿军后勤跟不上，每个战士都要随身携带给养。当时每人要带半斤盐、4斤半炒米和5斤炒面，还有15斤高梁米和小米。一些身体瘦弱的士兵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行军路程还有背负的重量，有些半路上就病倒了，没办法跟上大军队伍。
但是这些困难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范立辙来说，根本就不在话下。路途的艰辛和重负简直跟玩儿一样，因此范立辙很是对那些弃笔从戎的青年学生有看法，自己都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怎么能上前线打战呢？
不过，在这些体能明显不强的志愿军面前，有一个人范立辙倒并不看低，那就是来自北方的新兵聂道宁。
1950年，首批赴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星夜渡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侵略者。一大批在校就读的青年学生，也坚决响应祖国号召，投笔从戎，走上人生新的征程。聂道宁就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
当号召青年学生参军的消息传入校园时，聂道宁和同学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地报了名。大家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鼓舞，要求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当时还在火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当聂道宁胸戴大红花，唱着志愿军战歌进入会场时，他的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在出发之前，每个人都是写了决心书的。也组织了队员进行拍照。每位队员都拍了一寸的半身照，有家室的队员还要叫上所有能请到场的家属，一起拍了集体照。照相馆把照片洗好，送给每一位队员留作纪念。只是，当时队员们都年轻气盛，光荣和自豪的情绪涨满了整个内心，无暇细想其他。后来仔细回想起来，那些照片，其实也有了以防万一的意思。
聂道宁出生在一个普通公务人员家庭，父亲是邮局一名资深邮务员，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省吃俭用供养他读到了中学。在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他们踊跃支持孩子参军的决定，在聂道宁入伍后，当地政府为表彰父母亲积极支持子女参军特地发给聂家一张“光荣人家”的奖状。聂道宁的老母亲生前辗转多地，始终把这张已经泛黄的奖状连同他的立功喜报，视为最珍贵的物品保存在身边。
参军的那天，聂道宁的家离火车站较远，原本说好父母不来车站送行了，但他仍情不自禁地朝车窗外张望着。突然，在离他不远处，从密集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家人的身影，他急忙探出身子大声呼喊：“爸爸，妈妈，我在这里！”父亲听到儿子的声音，立即将目光转向他，就在他们视线对接的一刹那，列车缓缓地开动了。父亲翘首挥手向他喊道：“孩子，好好为祖国奉献一份力量！”聂道宁喊着眼泪给父亲行了个军礼，一家人渐行渐远地分别了。
到了队上，部队领导看聂道宁体格并不健壮，就叫他当通讯员。他不愿意。领导说服不了他，最后还是把他放到了一线的班里。
可是新兵大多是嘴上胡子还没长硬的17，8岁的大小孩儿。还有一些别的连队调过来的老兵。新兵太多了，老家伙还不到三分之一，这帮小孩儿连初等的军事训练都没受过，就是发了身衣服送上来了，连手榴弹都没扔过。天真烂漫，嘻嘻哈哈，打起硬仗可怎么办？没几天跑了两个开小差的，让抓住送了回来。逃兵眼泪汪汪的说就是想到后头去找碗米饭吃。
部队里只能提高警惕，给各班排长，战斗组长老兵骨干们打招呼，让看管照顾好新兵。
记得大概是1951年夏天，开始换领武器，聂道宁那时决心虽大，但毕竟从小学习，体格瘦弱的他把武器装备一背到背上，早晨出操时还能跟着跑，一到下午脚就软得撑不起身子。满身东西都咣当乱响，勉强才能跟上跑，根本不能去作什么动作。
就在他狼狈万状几乎一个趔趄就要摔地上出丑的时候，一双有力的胳膊拉住了他，及时阻止住了他摔倒的窘状。聂道宁回过头去，看到的是一个高高壮壮黑黑的农家小伙子，正咧开嘴朝着他微笑，一笑就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显得很是憨厚和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