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外出务工的人逐渐增多。“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数以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怀着赚钱的梦想，离开家乡，背着化肥袋，来到南粤大地的省城、经济特区等地，进入到工厂，开始了打工生活。人们称他们为“打工者”。
琴音早在琴父琴母到大学里探望她的时候，便已经知道哥哥琴声到了经济特区务工。此时此刻，琴音也盘算着，象父母探望自己一样，去探望哥哥，顺便表达对哥哥的关心。
琴音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杨韵、杨艳姐妹，姐妹俩也赞成跟琴音一起找琴声。但是，杨韵说，如今经济特区到处都有外来打工者，要找一个人比全天还难。琴音不免灰心起来。
琴音清楚地记得，前些年她在工业园区见到的打工者，大多数人是同一家族或同一村庄的熟人结伴而行，来到经济特区后，便汇入茫茫打工人海之中。他们有的偎依在城墙下、工棚里、车站旁，等待着雇主来领他们干活。不管是掏厕所、扫马路、收破烂，还是拉板车、擦皮鞋、装卸货物，他们都拼命地干。一座新兴城市里，最脏、最苦、最累的力气活，打工者从未退缩。正因为这种打工者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与计划内招收的工人有着天壤之别，劳动条件很差，所以琴音才选择了回乡高考。
如今，琴声会在哪里呢？琴音想起琴声在渡槽工地学来的建筑和安装技术，估计他十之八九会在某处建筑工地上班。琴音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杨韵和杨艳。
杨艳听说琴音的哥哥干的是建筑的活，说了一句让琴音忧心忡忡的话：“现在搞建筑的，大多数人是缺乏安全生产设施，没有劳保福利，生病、工伤都要自理，有的甚至在事故中死了呢。”
杨韵连忙阻止妹妹的话，说道：“他们集体参与特区的建筑、公路、矿山等大生产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崭新的城市，成为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力量。”
闲聊的时候，杨韵讲述了自己刚刚来到经济特区打工时的情景。
刚来的时候，杨韵住在工业区的铁皮房里，面积跟家里的猪圈差不多大，上下两层住了十几个女人。一个小木梯子上楼，梯子下面一大片乱七八糟的鞋子。杨韵担心梯子不稳定，不敢上下那个梯子，每次有人在下面撑住她的脚才敢上梯子。她记得，有一天晚上，楼上热得要命，醒来觉得有东西在身上爬，用手抓住，开灯一看，是一只从未见过的长了好多条脚的蟑螂，吓得尖叫起来。一人吓醒，十几人也跟着被尖叫声惊醒。第二天中午去简易的工棚打饭吃，没有碗，用塑料袋去打饭，吃第一口饭时差点把牙磕掉一个，吐出一看咬到一粒砂子了。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杨韵对外来打工者总是格外关照。杨韵感叹说：“哎，好几年过去了，打工者的待遇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日新月异的，扪心自问，我可要好好对待我们服装厂的打工者。”
听了杨韵讲的打工故事，琴音不禁更加想念起哥哥来。晚上，她常常暗自神伤起来：不知道哥哥现在在哪里？同样作为打工者，他的生活好么？是不是还在为着一日三餐奔波劳碌？是不是流浪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是不是在别人的万家灯火里做着思乡的梦？
不久，杨韵的服装厂开始为打工者改善生活条件。杨韵经过与陈倩的商量，叫来了一队建筑施工队，开始给服装厂的外来工人盖新的宿舍。
琴音也许出于对哥哥的想念，便常常到这个建筑工地体验生活。她亲身感受了打工者的工作和生活。
这批前来建筑宿舍楼的打工者，大多数是来自四川、湖北、河南等接近北方地区的青年农民。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接近六十岁，最小的还不到十八岁。那时，建筑宿舍楼的地方还没有大型设备，砖头、水泥、钢筋之类的，只能靠人背畜驮，劳动强度极大。打工者挑着装满砖头的担子，步履艰难地行走在建筑工地上，有的还背着两三袋百斤重的水泥，艰难地登着楼梯。雨天，虽然建筑工地没有开工，但他们却被安排到搬运石头的工地，布满碎石的小径，被雨水浸的光滑无比，空手都很难行走，可背着石头的打工者，仍然喘着粗气负重前行，一走三停地在上边挪动。石头背完了，他们会连人带工具随便倒在自认为干净的地板上，神态十分疲惫。
而在平时，打工者吃得很简单，一碗菜汤，几个馒头，就是他们的一顿美餐。打工者住的，只是一张拴在四棵树枝上带红蓝色条的塑料篷，且没有帐墙。有时与牲畜同帐而住，气味十分难闻。他们几乎没有文化娱乐活动，一整天笨重的劳筋动骨，使他们像烂泥一样瘫在工棚里，哪里还有力气想那些什么娱乐活动。
杨韵算是好心的负责人，在建筑工地安装了电视机。一到夜晚，那些还剩下点精力的小伙子，都聚集到电视前前，如饥似渴地看电视。
打工者为服装厂建设新的宿舍楼，而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却十分简陋。琴音专门在夜里来看望打工者，发现夜里他们除了一个柳条帽和陈旧的工地落地灯外，再无其它安全设施。有的打工者睡觉的时候，钻进又矮又窄的铁皮笼子，有些人几乎是爬着进出。也许是恶劣的劳动环境让他们感到穿衣服已是多余，打工者常常光着身子。有的人甚至说整个夏天都不曾穿过衣服。建筑工地收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