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姮发现，殷长嬴对官僚阶级，压根就没信任过。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君王若是天天听从官僚忽悠，他们说什么都当真，下面的百姓就别活了。官僚绝不会顾忌百姓的生死，他们最大的需求，就是土地兼并。
偏偏昭国历代君王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就是大地主死灰复燃，否则也不至于花了百年，把世家全部杀光。
但换个角度来想，这也就意味着，官僚们的进言，殷长嬴究竟能听进去多少，必须打个问号。
就像假马之政。
殷长嬴当然知道，想要扩大养马规模，单靠少府不行，还是需要依托民间。可他太清楚这个政策一旦执行下去，会演变成什么样。
就算官僚们不敢拿这个政策当创收的渠道，为了政绩，也可能会把一项原本出发点不错的政策，具体执行的时候却搞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那些偏远的地方，譬如樊郡，一只羊扒几道皮的事情还罕见吗？
他不是不想做，而是分得清轻重缓急，这件事不算重要，所以暂时不执行。
这个理由没毛病，殷姮不是不能赞同。
问题是，殷长赢的谋略、手腕和心机，足以把这世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甚至更多的人吊起来锤得死去活来。
他不相信官僚阶级，可他又不是那种能听得进妃嫔、寺人说话的人，偏偏他身边只能接触到这三类人。
那不是意味着，一旦他一意孤行，想要做某件事，没人能劝得动？
殷姮琢磨了一下“历史”上昭帝的所作所为，发现她的判断完全没错，昭帝后期完全把国家弄成了掌中之物，随意摆弄。
他活着的时候，无论是朝臣，还是四方夷狄，又或者是六国权贵，民间大盗、悍匪、豪商、学阀，全都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谁都不敢乱动。等他一死，立刻就群魔乱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敢跳出来“逐鹿中原”。
殷姮顿觉自身责任重大。
想要关键时刻影响到殷长嬴的决断，成为他亲信的人还不够，有个隐藏条件，就是你自己也不能犯错。
假如你判断错误，哪怕只有一次，他对你能力的信任也会打折扣。
出于这种考虑，殷姮斟酌了片刻，才道：“大兄的顾虑，确有道理。可我却觉得，官僚之所以胆敢阳奉阴违，无非仗着道阻且长，消息不便。若昭国各郡县皆为坦途，百姓倾慕王都繁华，纷纷前往。如此乱象，自然会减少。”
这也是殷姮的经验之谈。
越是消息闭塞的地方，越容易出现一手遮天的黑恶势力，因为百姓求助无门，只能忍着。
这就是为什么村霸、乡贤，特别多，特别容易恶心人的原因。
小地方，全是恶霸的门路，你能怎么办？到时候来一出“堂下何人，为何状告本官”，怕不是只能绝望到自杀？
若像后世那样，全世界通网，百姓投诉的渠道多了，某些人行事自然会顾忌几分，至少很多事情都是按规矩来恶心你，不敢明火执仗地打砸抢烧，肆无忌惮地把法律踩在脚下——万一闹大了呢？
还有就是，道路不通之前，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自己生活的地方，觉得外界也就这样。
一旦道路通了，消息自然也就通了，年轻人一听，哇，大城市那么繁华，感觉遍地都是机遇，我也要去闯一闯。
殷姮相信，人都是逐利的。
人多了，流动性大了，许多事情，自然也就不能像以前那么操作了。
殷长嬴虽然不了解什么叫“城市化进程”，可他拥有足够的智慧，略加思考，就能理解殷姮的意思。
毕竟，他见过许多投机客。
这些人往往都是小吏、小地主、没落贵族，以及商人家的子嗣，他们往往会先去当权贵的门客，借此寻找上位的机会。
目不识丁的农民们，生活就很朴实，种田的时候就老老实实种田，打仗的时候就奋力厮杀。
但这是因为商人、官吏天生就狡诈，农民天生就淳朴吗？
当然不是。
只因前者容易从父辈那里知晓天下之事，产生闯荡的野望；后者往往一辈子都扑在一亩三分地上，不会想太多。
可只要给农民机会，他们也想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否则那些中下级的军官怎么来的，不都是农民出身吗？
“阿姮认为，该当如何？”
“待大兄加冠后，我便带一支队伍启程，明年三月之前，将整个雍州，所有郡、县乃至村落的道路、水利、水车等，全部推进到位。”殷姮不假思索地说，“届时，大兄自可将良种、良马、耕牛等，假于雍州百姓，用以试点。”
郑高、孙青和樊辰在一旁听着，不住乍舌。
昭国疆域之大，神州九州，再加外域三州中，竟涉及七州。
可论及基本盘，自然是王都、故都，乃至高杳关所在的雍州为先。只有雍州人，才是真正一直生活在昭国土地，对昭国归属感最强的人。
殷姮开口就是明年三月之前，打通雍州所有交通要道，顺带还把水利工程做好。
这等气魄，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换作三公九卿中的任何一个，或者郑高、孙青、樊辰他们自己，哪怕是巫，也没谁敢拍胸脯下这种军令状。
但郑高清楚，公主的想法，一定很对大王的胃口。
在他看来，大王和公主在某些事情上，态度惊人地相似。比如，从来不怕工程浩大，只怕不够大。
而且，两